10名主犯的頭子江青最后一個被押解進來。這個人一輩子都在演戲，她進場時故意裝得若無其事，左顧右盼地看看旁聽席上的人，衣服穿得比較整齊，頭發(fā)梳得溜光，兩手有時還放在背后，好像挺神氣。盡管如此，到底掩蓋不住自己內(nèi)心的空虛與緊張。我們原來估計她會搗亂的，因為在預審過程中，她一直胡攪蠻纏，大耍潑婦加“女皇”的威風，但是到了這個莊嚴的法庭上，她竟十分守規(guī)矩，并不亂說亂動，一聲不吭地靜靜聽完對他們的長篇起訴書。她還生怕漏聽了什么話，把為他們準備的助聽器緊緊地按在耳朵上，還常常歪起腦袋用手掌兜著耳朵用心聽。起訴書宣讀了約兩個小時，接著又向他們宣布了法庭規(guī)則和審判程序等等。他們一直認真地聽完，沒有任何出軌的行動和表示，情況比我們預想的要順利。首次開庭在下午5時20分勝利結(jié)束，我們大家都愉快地完成了這次任務(wù)。

在整個庭審活動中，除了每場有幾百名旁聽者外，在審判庭的后臺，還安裝了閉路電視，許多中央領(lǐng)導人和負責同志可以在那里收看審判的現(xiàn)場實況和全過程，必要時也可以和我們在“前臺”的人作些指示和交換意見，所以實際上黨和國家的許多領(lǐng)導人都參加或旁聽了每一場審判。

首次開庭以后，就由兩個審判庭分別審理各主犯了。我們第二審判庭除了我和黃玉昆同志外，還有15名審判員。我們將他們分為5個小組，每3個人專門研究一個被告人。我們對每個被告的基本情況都要熟悉，3人小組對所分管的被告則要了解得更加具體透徹。開始時每個被告的罪行列得很多，平均每人可以寫100條，10個主犯集中起來有1000條，但是在準備起訴的過程中，逐漸把他們的罪行減少了條數(shù)，壓縮到每人平均10條，到我們審判時又加以壓縮，每人只剩了3至5條。其實他們的問題不在條數(shù)多少，每人有1條就夠判死刑了，如江青、張春橋，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改朝換代，陰謀奪權(quán)，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他們自己的反動統(tǒng)治，這1條就可以殺他們的頭了。第2條是他們迫害大批干部，其中許多人被迫害死，這個數(shù)目本來很大，后來我們就將間接被他們迫害的數(shù)字都勾掉，只提直接受他們迫害的。第3條是他們侵犯人身自由，進行誣告陷害等等，如江青授意對上海文藝界人士抄家逮捕。再如姚文元的主要罪行是進行反革命宣傳，他同希特勒的戈培爾一樣，是個反革命吹鼓手，從1965年批判《海瑞罷官》起，就在制造反革命輿論，以后接著批“三家村”，批陶鑄的兩本書，批所謂的“天安門事件”，這證明他早就是個反革命吹鼓手和蠱惑者。這樣，他們每個人的罪行不超過5條，就很大了，就夠死罪了!開始是將他們按原來的職務(wù)排名次的，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在位的時候權(quán)力還是相當大的，就被排在第一位。后來按照實際罪行一排，王洪文的位置就變了，他當不了這個頭了。還有陳伯達，開始曾考慮他不是“四人幫”之一，又很早被看管審查，后來的事他都沒有參與，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江青他們還是一伙的，他當時的講話影響是很大的，例如他說冀東的黨組織不可靠，可能是國民黨的組織，這就造成了成千上萬人受迫害。他同江青等人的罪行特點很接近，所以就把他排到“四人幫”的后頭。這個位置對他也是適當?shù)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