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進入、豁免、退出和中國的改革困境

單相面的以GDP為衡量標準的經濟發(fā)展既為中國帶來了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造成了無窮的社會負面效應。越來越大的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公平和正義的缺失、社會抗議甚至暴力行為，這些都是中國社會中互相關聯的現象。中國社會對社會政策的改革（包括社會保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住房等）呼聲已久，而社會政策的改革在多年來也是政府的主要議程。社會政策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這正是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服務性政府的主要內容。再者，在任何社會，社會政策的改革都需要很大的財力，而這在中國似乎也不是大問題，因為經過數十年的經濟發(fā)展，國家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各級政府有豐富的財政收入。就是說，中國不缺錢。當很多國家（包括發(fā)達的美國）為社會政策的改革（如醫(yī)療改革）而為錢發(fā)愁時，中國的問題則是有錢但用不到社會政策上去。

政府為何缺少改革動力

很顯然，對社會問題嚴重性的認識、新政策取向的確立、國家財富的豐足，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中國都具備了社會政策改革的動力。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改革阻力重重，停滯不前。從發(fā)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缺少動力，已經確立起來的社會政策改革議程在很大程度上還僅僅是紙面文章。

為什么社會改革那么困難？改革的動力在哪里？任何改革都必須有改革者。雖然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動力，但社會動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體。就是說，社會（或者其所造就的社會運動）能夠對改革構成巨大的壓力，但任何社會政策的改革都必須通過改革者。在中國，現實地說，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眾多具有具體利益的個人構成的，也就是學界經常所說的政府代理人。要回答政府缺少改革動力的問題，考量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改革的推行者的動力機制不失為一個切入點。如果這些人具備改革的動力，那么就會去推進改革；如果這些人缺少改革動力，那么他們就不會去推進改革；而當改革有悖于他們的利益的時候，他們就會阻礙改革的推進。

從改革者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來看，人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是如何缺失社會政策改革的動力的。和其他市場社會一樣，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和市場分不開。發(fā)展和增長是市場的產物，發(fā)展和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自然也和市場有關。再者，社會政策改革的目標就是要糾正市場社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討論政府官員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即“市場進入”、“市場豁免”和“市場退出”。

市場進入、豁免與退出

“市場進入”非常重要，大多數財富都在市場產生，進入市場會給個人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市場在理論上是一個平面，但其組織具有非常強的等級性。所有人都生活在市場社會里，但只有很少數是市場的組織者，而這些組織者往往操控著市場的運作。在中國，政府的代理人往往扮演了市場的組織者和操控者。因為擁有國家權力，權力就是“市場進入”的門票。政府組織市場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為一個集團組織市場，例如龐大的國有企業(yè)（從中央到地方）。國有企業(yè)所獲取的巨大利益是盡人皆知的，國有企業(yè)內部的高工資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收入差異的一個主要根源。政府官員個人可以通過“尋租”方式和商界發(fā)生關聯，成為共同的市場組織者而獲取或者分享利益。政府官員也可以通過“轉業(yè)”到商界，成為商人后“借用”原來的政府關系而獲取利益。不管怎么說，政府官員是中國社會中從市場改制獲取利益最大的一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