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和大江義塾①

中學的同學們，每談到志愿，不是說我要做什么吏，便是說我要當什么官。當官為吏是他們唯一的人生目標。而我卻認為官吏都是強盜、是壞人，視之為自由民權(quán)的敵人。所以與其說他們討厭我，毋寧說我更討厭--不，不如說蔑視他們?？杀氖潜姽褢沂?，四面都是官軍，只有我一個人是賊兵。不僅不能進求一戰(zhàn)，還不得不經(jīng)常退居于防御的地位。并且在教員當中還有兩個梳發(fā)髻的神風連②的余黨。盡管他們是溫厚誠篤的君子，但在我這胸懷狹窄的自由民權(quán)者心目中，覺得受他們的教誨，就如同向敵人求憐乞食一樣，非常不愉快。于是在四面楚歌聲中，我想出了一條妙計，托辭說服母親，想從這個環(huán)境逃脫出來。逃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位于詫麻原頭③的大江義塾。在當時頑固守舊的社會中，唯有它別樹一幟，鼓吹自由民權(quán)思想以培養(yǎng)人才。

大江義塾是德富蘇峰④先生創(chuàng)辦的私塾，于是我就成了蘇峰先生的弟子。先生是自由民權(quán)主義的鼓吹者，他采用極端自由放任的教育方法。先生不準弟子們稱他為老師，令直呼他的名字。因此我們不稱德富老師而呼豬一郎先生。課程雖由教員和豬一郎先生規(guī)定，卻沒有制定任何塾規(guī)，因而學生們便自己議定了塾規(guī)。這就是所謂"自治之民"了。同學們莫不樂于遵守塾規(guī)，奮勉學業(yè)。有的凌晨即起，足踏寒霜練習擊劍；有的三更夜半，臥在被中探頭讀書。既有淇水老師⑤手撫白髯坐在破席之上講授《道德原理》，又有豬一郎先生口沫橫飛地講述法國革命史。而且每逢談入佳境，學生們便不由得呼嘯起舞，甚至有拔刀砍柱者。盡管如此，豬一郎先生對這近乎狂亂的舉動，并不制止。難怪我有脫出重圍回到家園之感。特別使我驚異的，是每星期六舉行講演會的情景，不僅是年歲大的學生，甚至十二三歲的黃口孺子，也成了講壇上的辯士。人人以辯士自居，理無不可，但其滔滔雄辯，卻使人驚異。滔滔雄辯亦不足為怪，而其口中竟常征引羅伯斯比爾、丹頓、華盛頓、克倫威爾諸人的事跡，摭拾柯布甸與白萊特⑥的學說，眉飛色舞、反復駁難，真使一派天生的自由民權(quán)家也為之遜色。我當時雖也自認是自由民權(quán)家，唯僅知自由民權(quán)為好事，所謂大將豪杰與賊軍叛徒者，與自由民權(quán)并不背離而已。至于其他，就不大了了。更何況什么克倫威爾、羅伯斯比爾、柯布甸、白萊特等，簡直毫無所知。所以我雖然很想登講臺發(fā)表議論，卻又無話可講，于是唯有裝病推托，或借辭登山郊游來逃避。我這天生的民權(quán)家，至此可謂技窮計絀了。

不錯，大江義塾的確是我的理想之鄉(xiāng)，不，是處遠比我的理想更進一步的自由民權(quán)的天國，因此我非常慶幸能得其所。只是，星期六的演說，是我唯一擔心的事。托辭患病只能逃避兩三次，到了五六次也就不好意思了。那么主動地登上講臺吧，怎奈又無話可講。于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短處，便自創(chuàng)一說道："人到了必要的時候都能成為雄辯家，但是，事先練習，卻不過是優(yōu)伶之所為。"我這樣高抬自己，才得維持自己是天生的自由民權(quán)家的聲價。而這種論調(diào)終于變成了我的新信仰，并進一步把修煉文章也歸納到這個理論中去，而放棄了鉆研。我的文章所以拙劣，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