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道梯磴錫杖經(jīng)》一卷，記載有關錫杖的事頗為詳盡。漢化佛教大體上據(jù)此認識和制作、執(zhí)持錫杖。下面我們也據(jù)此敷演一番。

先說，釋迦牟尼佛告訴諸比丘，大家都應受持錫杖。包括過去、現(xiàn)在、未來諸佛和他們的弟子們在內，都是執(zhí)持錫杖的。這是因為，錫杖可以彰顯圣智的意圖，從這一點上說，錫杖可稱為“智杖”；它又是行功德之本，從這一點說，又可稱為“德杖”。它是“圣人之表式，賢士之明記，趣道法之正幢”。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手持的佛教徒標識性法器，和王者的權杖、魏晉清談名士手中的麈尾、教師的教鞭等物性質有點類似。據(jù)《開元釋教錄》卷三記載，《得道梯磴錫杖經(jīng)》又名《得道梯磴經(jīng)·錫杖品第十二》，即一部大經(jīng)中分出的一小部分，“亦直云《錫杖經(jīng)》”。它是東晉時出現(xiàn)的一部失譯經(jīng)（譯者與所出不明的經(jīng)）。后世有人懷疑它是偽經(jīng)，即中國僧人依據(jù)某些外來佛教資料或傳聞，再加上自己的創(chuàng)造而編出來的經(jīng)書。兩晉南北朝正是清談高潮期，作為身份標識的麈尾、如意等盛極一時。中國僧人希望自己手中也掌握一種標識性的法器，于是將分衛(wèi)用具改良升級，賦予更為神圣的意義，并加以經(jīng)典性的說明，也是可能的事。按唐代僧人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中自述見聞，則錫杖的梵語稱呼是“吃棄羅”，那就是梵語khakharaka的音譯，《翻譯名義集》卷七中則譯為“隙棄羅”的。梵語本身就有點象聲詞的意味，因而，這兩部書都說，意譯為“錫杖”，意取“錫錫”作聲，所以在有的佛書中又稱為聲杖、音聲杖或鳴杖。據(jù)義凈所見，“西方所持錫杖”的標準樣式是，頭上唯有一股鐵卷（圈），上面安大環(huán)套小環(huán)；中間是木桿，長度為高與肩齊；下安鐵纂（相當于中國古代長兵器桿底的“鐏”、“錞”之類的用途），長度是二寸左右。其環(huán)形狀或圓或扁圓，數(shù)目或六或八，質地或銅或鐵，并無嚴格要求。所以義凈認為“原其制意”，不外是如他所譯的《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四中所說，供分衛(wèi)時搖動用，相當于小販在主顧門口搖鈴罷了。遇有惡狗出吠，有的比丘要用此杖打狗，佛言：“不應以杖打狗”，舉起杖來嚇唬嚇唬就行；有的狗一經(jīng)嚇唬鬧得更兇，佛指示說：“取一抄飯，擲地令食！”到了不信佛的家門口，搖動錫杖好長時間，還不見有人出來，怎么辦?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啥葥u。無人問時，即須行去?！绷x凈認為，如佛所說，“原其制意”，不過為分衛(wèi)所用。他覺得，在漢化佛教中，踵事增華，把作用擴大了，殊可不必：“何用辛苦擎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安四股，重滯將持，非常冷澀，非本制也?！?/p>

義凈的這番議論，恐怕是針對當時漢化佛教的情況，有的放矢。從《錫杖經(jīng)》出現(xiàn)的晉代到唐代，佛教一直向漢化發(fā)展，又不斷地有高僧長途跋涉赴天竺求取真經(jīng)。像義凈和玄奘這樣了解天竺情況而又心存“正法”的僧人，肯定對漢化佛教的某些做法有異議。但是，這時漢化佛教的錫杖早已從原始的敲門兼防狗的用途轉化為高級的權杖，這種本質的轉變，即使不算化腐朽為神奇，也得算化不神奇為神奇吧！它對提高僧人的地位大有幫助。這是多么聰明的一種變化方式??！泥古不化和崇洋照搬終究是行不通的。試看陜西扶風法門寺出土的雙輪十二環(huán)迎真身金銀質花錫杖（皇家的文思院奉敕所造），便可窺見漢化佛教改造和提高錫杖身份的妙用。再說，漢化佛教僧人外出叫化的越來越少，檀越來寺中布施的越來越多，中原僧人又“農禪并重”，自己養(yǎng)活自己。原始佛教那種乞食方式，大體上已成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