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德化”政策來代替“威服”政策，他還提出以“同化”政策來代替“分化”政策，以“進化”政策來代替“羈縻”政策。這“三化”構成了他的經邊政策思想。

從祖父對其經邊思想形成過程的講述中可以看到，這些思想主要形成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自己在經邊實踐中的探索，同時也還受到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啟發(fā)。他談到：

“我還記得有個事實的刺激，啟發(fā)了我的思想。據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傳教至夷巢里面去的，為夷人改善生活禮俗，并用英文字母將夷語譯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視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問其祖國，甚有說是英倫者，有說是倫敦者。我從這個事實當中，啟發(fā)出三個要點：（一）不患邊民之‘不懷德’，二患我之‘無德可懷’；（二）不患邊民之不與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變邊民為國民，邊民可能為他國之民；不變邊土為國土，邊土可能變成他國之土。”

在那段時間中，不僅西康藏區(qū)，就是西藏方面，對祖父也是比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培養(yǎng)的第一個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馬戎教授是其導師）將臨畢業(yè)，舉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區(qū)主席時任藏學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讓。休息閑聊，他和我說，當年西藏上層對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西藏和平解放談判經歷時曾談到祖父當時所發(fā)揮的微妙作用。我后來找來阿沛?阿旺晉美的文章，讀到這樣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這時，金中悄悄對我說：‘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么著他，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詞，共產黨的政策并不像謠傳的那樣。’我聽了點點頭。

看來，祖父起到了一個信號（對西藏方面來說是積極的信號）作用。

聽父親說，祖父曾談起，他在西南時曾提醒中共領導人，宗教在西藏的影響和內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對西藏事務處理要特別注意宗教的影響。反應如何？我未曾聽祖父談起過。

1959年夏秋祖父調任北京，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空間上遠離了那塊地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