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基認為，此前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凱恩斯《通論》()的政策內涵。正如本書題目中所展現的，明斯基的任務就是要通過為現代金融資本主義經濟制定政策來糾正存在的缺陷。第12章特別是第13章提出了明斯基認為可選擇的政策改革議程。了解明斯基的人都知道，他與那些著名的凱恩斯主義者的政策主張存在固執(zhí)的分歧，凱恩斯主義者強調要對總需求進行微調，要刺激投資，要建立中央集權經濟下的福利制度，通過這些手段提供一張安全網。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開始，明斯基就反對建立福利制度和政府為刺激經濟而進行的投資,這對那些反對用自由市場的辦法去解決現實問題的批評家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明斯基采用了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強調：(a)微調是不可能的；(b)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來提高生活水平會產生有害的不穩(wěn)定性和通貨膨脹；(c)福利事業(yè)容易產生通貨膨脹，而且只是一種制度化的失業(yè)。在第13章中，他提出了一項可供選擇的戰(zhàn)略，就是要依靠消費、就業(yè)以及運用制度和監(jiān)管來抑制不穩(wěn)定性，在后面我們還要回到這點上進行詳細討論。

在導言的余下部分，我們將簡要概述明斯基對理論和政策分析的貢獻。我們也會討論明斯基的一些早期著作，有了這些早期著作才成就了本書。最后，我們還要進一步闡述他在分析中提到的一些現實問題。

明斯基的早期貢獻

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明斯基的各種出版物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周期分析(明斯基，1957a，1964，1979)。第一，他認為政府、監(jiān)管機構、法律體系和企業(yè)合起來稱為制度，特別是金融制度至關重要。這是對日益占據主流的以IS－LM模型為最佳代表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一種挑戰(zhàn)。盡管明斯基在哈佛大學曾師從于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教授，但他卻偏好芝加哥大學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制度學說。過于簡化的宏觀經濟學中的新古典綜合方法隱藏了LM曲線背后的“融資”，而且由于IS－LM模型分析僅僅集中在均衡的唯一點上，它不能說明現實經濟的動態(tài)發(fā)展。基于這些原因，明斯基對乘數—加速數模型更感興趣，這個模型可能產生爆發(fā)式的經濟增長(明斯基，1957b)。在明斯基最早的著作中，他考慮了制度的極端情況，從而得出多種可能出現的產出組合，包括穩(wěn)定增長、周期、繁榮和長期蕭條。在一些于利維經濟學院寫就的最新報告(Minsky and Ferri，1991)中，他最終又回到了這些模型。然而，眾所周知，這些分析結果在他的主張中發(fā)揮了作用，他認為“新政”和戰(zhàn)后制度安排抑制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wěn)定性，成就了表面的穩(wěn)定。

同時，明斯基考察了金融創(chuàng)新，認為金融機構謀求正常的利潤持續(xù)擾亂了當局控制貨幣供給增長的努力(Minsky，1957a)。這就是他拒絕LM曲線有固定貨幣供給假設前提的主要原因之一。實際上，中央銀行的管制反而會引起金融創(chuàng)新，保證使貨幣政策從來不會遵守所謂的“增長率法則”(growth rate rule)，該法則已被米爾頓·弗里德曼宣傳了幾十年之久。金融創(chuàng)新將增加流動性，使金融體系更容易受到破壞。如果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實施干預以確保新業(yè)務得以持續(xù)，它就會承認金融創(chuàng)新是合理的。明斯基(1957a)考察了聯邦基金市場的創(chuàng)立，這項考察顯示出如何以內在決定貨幣供給的形式讓銀行體系有效利用儲備金。對金融創(chuàng)新的第一次嚴峻考驗是1966年在市政債券市場，第二次考驗是1970年對商業(yè)票據出現的恐慌，不過這兩次考驗都被中央銀行的快速反應化解了。因此，戰(zhàn)后早期是一個具有“有條件連貫性”金融體系的良好案例，幾乎沒有私人債務，有大量延續(xù)下來的聯邦政府債務(來自二戰(zhàn)的赤字)，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創(chuàng)新將逐漸放松制度管制。金融危機將變得更為頻繁和嚴重，考驗著金融當局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fā)生的能力。當前的外在的穩(wěn)定性將增強不穩(wěn)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