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聽將令”自居的魯迅，緊緊配合主帥陳獨秀的主張，不斷發(fā)表類似言論與之呼應?！凹日f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保斞福骸稛犸L·隨感錄五十四》，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頁）他明確反對在中西文化之間彷徨，主張拋棄“二重思想”，一心選擇西方文化。

魯迅的思想，從討論文化問題的各個細節(jié)中表現(xiàn)出來。比如談到偶像崇拜問題，他借題發(fā)揮，表示了對于西方文化幾乎無條件的認同與歸趨；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更是無條件地遺棄和批判。“不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但外國是破壞偶像的人多；那影響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國革命。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所以現(xiàn)在才有比利時的義戰(zhàn)，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易卜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便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我輩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創(chuàng)作，也該當學習；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guān)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于Apollo（阿波羅）?！保斞福骸稛犸L·隨感錄四十六》，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3頁）

魯迅為什么如此偏愛偶像破壞者，就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所需破壞者太多，而敢于破壞者太少，衛(wèi)道士倒是多而又多。對此他甚感憤激，所以作出了“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于Apollo”的選擇。這種主張當然難免簡單化，但是它真實表達了魯迅那一代言論領(lǐng)袖的文化選擇。

魯迅對于西方文化及其價值觀的稱贊和弘揚，在他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言論表達中，一直堅持到底。胡適也基本如此。在以反傳統(tǒng)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后，胡適雖然在學術(shù)上很重視中國文化的資源，甚至曾經(jīng)致力于整理國故的學術(shù)工程。但在文化價值的選擇上，他依然是著力強調(diào)必須揚棄本土文化，義無反顧地實行西化。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是把是否能夠復制西方的道路，看作關(guān)系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他說：“我們?nèi)绻€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zhì)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shù)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保êm：《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459頁）

既然從頭到腳都“百事不如人”，當然必須全面地、毫無保留地向他人學習。這種文化主張的表達在30年代達到高潮，甚至通過對陳序經(jīng)的全盤西化論的贊成，系統(tǒng)闡述了“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的文化選擇以及反對“中國本位”觀的戰(zhàn)略思想。

1935年新年伊始，薩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fā)表了一份《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本來可以理解為是對五四時代全面反傳統(tǒng)主義的一次撥正。但是一些激進的西化論者如陳序經(jīng)等用“全盤西化”論予以反對和駁難，由是引發(fā)了一場文化論爭。胡適對這份宣言當然也是不以為然，他在編輯《獨立評論》的時候，給陳序經(jīng)《關(guān)于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一文寫了個“編輯后記”，表示“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中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論的”。他還說：“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jié)果自然會有一種折中的傾向……現(xiàn)在的人說折中，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中調(diào)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獨立評論》第142期，轉(zhuǎn)引自鄭大華《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原載近代中國研究網(wǎng)，網(wǎng)址：https: //jds.cass.cn/Article/20070307095038.asp，訪問日期：2008年11月21日）

半個月后，胡適又寫了《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面評價和批駁了十教授的“中國本位”觀。此文認真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認為康有為、梁啟超等前輩圣賢所付出的努力，之所以無法取得成功，就因為他們態(tài)度不徹底，老是眷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不忍割舍。胡適說：“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lǐng)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腳、鴉片等等為‘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為‘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孟武）、何（炳松）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為鑒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的主張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于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為他們太舍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舍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后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里成功了。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國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保êm：《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見《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95頁）

除此之外，胡適還寫了《慘痛的回憶與反省》、《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見《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等文章，反復強調(diào)拋棄傳統(tǒng)文化的徹底態(tài)度，宣示他“全盤接受”西方社會的新文明，用以改造古老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戰(zhàn)略思路。

胡適的這一思想雖然直到30年代才有如此明確單純的表述，可是就其傾向而言，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那個精英群體就大致形成了這樣的思路。陳獨秀從一開始就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對中國文化極盡批判、詛咒之能事，對西方文化則處處稱道贊賞，其明顯的用意就是要全面引進西方文化，用以改造腐敗的中國社會和政治，替換腐朽的中國文化。魯迅曾經(jīng)試圖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國文化，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來概括中國歷史，其否定的態(tài)度和無可容忍的情感躍然紙上。1925年，他甚至號召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魯迅：《華蓋集·青年必讀書》，見《魯迅全集》（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外國者，西方也。魯迅對于西方價值觀的歸趨是十分明顯的。所以，30年代胡適所使用的“全盤西化”一詞，如果用來概括五四那一代精英人物的文化選擇，大致不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