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書稿交給出版社之前，我曾經(jīng)著手寫過一篇后記。寫得很長，頗討論了一些問題。而后記習慣上總是對書稿作些技術性、事務性的交代，那篇后來被命名為《我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兒子》的文章，只好編作后序。

這本書是我這幾年求學生涯的意外收獲。十年前我認識一位山東的朋友，他在基層文化機構擔任領導職務期間，曾經(jīng)將權力交給副職，自己埋頭讀書八年。我對他的這個經(jīng)歷羨慕不已，對他的淡定沉靜更是敬仰有加。第一回聽他說這個故事，我就暗暗下決心要向他學習。前幾年我將壓在手頭多年的工作做完，于是決定步其后塵，閉關八年，專事閱讀。我的閱讀計劃偏于人類文化和社會的起源，所以對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史前史、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學科感興趣。有一度為了騰出空間安置新書，我將書架上近現(xiàn)代史和近現(xiàn)代政治、近現(xiàn)代文學的藏書賣給了垃圾站，因為我認為自己再也不會關注這一塊。

可是一些偶然因素改變了我的閱讀興趣，另一個偶然因素改變了我的寫作興趣。

我從人類學著作中讀到了歐洲人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qū)（密克羅尼西亞）進行殖民屠殺的蛛絲馬跡，于是我放下一切，全力關注起五百年殖民史來。在研究美洲、非洲殖民史時，我怎么能不格外關注中國殖民史呢？于是我將幾個月前扔掉的近代史著作重新買回來閱讀。由于有了世界文明史和五百年殖民史的背景，我對于80年代以來盛行的近代史觀，終于有了全面的審視與反省。對于與近代史密切相關的近現(xiàn)代文學史，也有了不同于以前的體會和認識。

就在這時候，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反復提出要出版我的著作，那意思是希望為我做點什么。我反復說明，我這幾年只愿意讀書，不愿意寫書。他最后提出，那你一邊閱讀一邊編一本書給我吧，編什么都行。

我終于妥協(xié)了。在近代以來的思想命題中，我最為熟悉的就是“國民性批判”問題，于是在妻子的協(xié)助下，于閱讀之余編選了《人性的復蘇——“國民性批判”的起源與反思》。

編好這本之后，還有許多余緒需要梳理，于是我們又接著編選了《太陽的朗照——梁啟超國民性研究文選》、《月亮的寒光——魯迅國民性批判文選》這兩本。

這時候我面對兩種選擇，一是拋開這個命題，繼續(xù)我的閱讀計劃；二是利用這些豐富而又鮮活的材料，寫一本關于國民性批判問題的著作。為了說服自己選擇第二項，我說，我已經(jīng)閱讀四年了，現(xiàn)在也可以一邊閱讀一邊寫作嘛。有的人讀完四年本科之后，工作幾年再去讀研究生，這種人的發(fā)展往往也別有優(yōu)勢呢。我于是決定動手寫。做那決定是在2008年秋天。

就這樣，我連續(xù)編選了三本書，還在寫一本書。這四本書都是針對同一個命題說話的，構成一個系列，自認為還是搞清楚了一些問題。

這時候麻煩來了，我的這個系列著作，與那位約稿朋友的出版范圍頗不適合。我不能太為難朋友呀。我于是將編選的三本書，分送給幾位搞出版的朋友，讓他們分頭幫忙?？墒莾?nèi)心的遺憾卻揮之不去。這三本書加上正在寫作的《中國的疼痛》，明明是同一個主題的套書，集中出版才有學術價值，分散了就只是普通的文化讀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