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執(zhí)掌北大后，羅致了一大批以學問文章見長的青年學者，加上北大原有的少壯革新人士，組成了公主府里的新儒者教授群體。他們治學為人，與辜鴻銘、黃季剛等大不一樣。他們是特殊時代的特殊人物，經歷了中國社會及學術變革最激烈的時期。他們國學根底深厚，但又受西方新方法影響，實際上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承前啟后的一批人物。

大師之所以被稱為大師，是因為其人、其學、其績、其跡，足以昭示當代并垂范后世。從學術上講，這些人的著作，閃爍著時代理性的光輝，知識結構博大精深，具有極高的精神價值和開創(chuàng)意義。這一批大師、學人，就學養(yǎng)而言是空前絕后的。由于時代的賜與，他們大多在學術觀念上受西方新方法和新理論的影響，這是傳統(tǒng)學人所不具備的，因而空前；同時在傳統(tǒng)學問的根基方面，這些人又受到了極為嚴格的訓練，其家學淵源和國學根底，又是后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因而絕后。這一代人多是兼通古今中外的飽學之士，稱之為一代大師，當之無愧。

學可以為人師，行可以為世范，這就是大師，這就是大師的價值所在。以道德學術論，被魯迅戲稱為“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的胡適，可以毫無愧色地坐在公主府里這群新儒者的第一把交椅上，因前文對胡先生已有專述，此章不再贅敘。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中國現(xiàn)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杰出代表。他原名櫆壽（后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周作人曾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后，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并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chuàng)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幼年和乃兄一起在家鄉(xiāng)的私塾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tǒng)的漢學教育，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后改為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讀了6年，后來考取官費生，和兄長魯迅、好友許壽裳等人留學日本。當初，周作人是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名目出國留學的，而抵日后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后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后也到神學院讀福音書的希臘原文。留日期間，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并相互結下深厚的友誼。

1911年周作人從日本回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后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任教，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后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并創(chuàng)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該系首任主任。

周作人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lián)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后頒行全國。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fā)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并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