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中國近代第一部專門化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草案初稿終于完成。之后，沈家本又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訴訟法《刑事民事訴訟律》、第一部破產法《破產律》等一大批西式法律。隨著西方法律的全面引入，李悝制定《法經》2300年后，被儒化腐蝕的中華法系終于隱入歷史之中。

儒家思想再加上西方法系，其結果只能是混亂和動蕩。沈家本，這位42歲才“學優(yōu)而仕”，主張“以法救國”的學者相信，只要引入西方法治，再加上“得人”就能強國。為了廢除酷刑，他上書朝廷宣稱“刑法之當改重為輕”為“今日仁政之要務”。他還在《設律博士議》一文建議設置律學博士，教授法學：“法律為專門之學，非俗吏之所能通曉，必有專門之人，斯其析理也精而密，其創(chuàng)制也公而允，以至公，至允之法律，而運以至精至密之心思，則法安有不善者?！?/p>

同樣是為“以法強國”的理想，沈家本同以軍機大臣張之洞和江蘇提學使勞乃宣為首的“禮教派”展開了激烈斗爭，后者抨擊沈家本等一味摹仿外國（在制定《大清民律草案》時，“總則編”、“債權編”和“物權編”干脆由日本法學家松岡正義負責起草），不以倫常為重，甚至要刪去“無夫奸（通奸）”這樣的“大罪”——二十世紀初的“禮法之爭”和秦漢的“儒法斗爭”完全不同，前者只不過是保守的儒家和主張移入西方法律者之間的斗爭！

沈家本掀起了中國全面引入西方法律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引入西法浪潮發(fā)生在改革開放后。

據統(tǒng)計，自1979年至1998年12月29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閉幕止，除了新憲法外，歷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20年里共審議通過了347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年均17．35件。相比之下，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里，僅制訂了134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年均不到4．5件。第二次引入西法浪潮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第二次引入西法浪潮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1985年8月，國務院經濟法規(guī)研究中心就《為七五計劃配套的七五立法規(guī)劃》向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制定七五計劃建議座談會”的相關人士征求意見，反饋回來的各種立法要求多達400余項，僅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就提出20來項，最后決定立法300多項。當時所有中央領導人都批準了這個立法計劃，唯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沒有批示，事后胡耀邦對國務院經濟法規(guī)研究中心的負責同志說：“你們計劃要制定300多個法律嗎？一個法律有3000多字，300個法律得要百萬字呀，記都記不過來啊，這怎么得了?。　碑敃r有人笑胡耀邦不懂法律，因為那些人認為法律條文根本不需要普通公民都記住，由律師和法官們記住并運用就行了，打官司只需要找律師就可以了。

10年后，這位法學家看到有好多老百姓打官司困難時，才明白胡耀邦的真義，他說：“這時我才猛省于法是應該讓老百姓記住的。監(jiān)獄中有好多人請不起律師，花錢請來的律師大多數(shù)又不是很負責任，只有老百姓自己懂法，才能依法維權，才會有真正的法治。耀邦同志處處替老百姓著想，他的話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法律法規(guī)越來越多，司法機構越來越龐大，老百姓打官司時，到法院起訴要錢，請律師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