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此處聲音模糊）就不能不談到對老中國的看法、認識；他對老中國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問題呢？就是階級問題。他是階級斗爭，我就說中國的老社會，秦漢以后的社會，特別是從明代、清代600年以來的社會——早的社會我們不太清楚、不大敢說——明清以來的這個社會，在我看，貧富貴賤當然有，可是貧富貴賤可以上下流轉相通，它不是像外國那樣的一個階級，很固定很成型，沒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轉相通。中國社會散漫，流轉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爭不激烈，不像兩大階級，一個貴族，一個農(nóng)民或農(nóng)奴，中世紀的，或者后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跟工人兩大階級，中國缺乏那個東西。中國人喜歡調和（笑），斗爭還是有，不過不大習慣斗爭，斗爭的兩面，強大的也沒有。我說這個話，他也不能完全否認。辯論很久了，他最后就說了：梁先生，你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是中國社會還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還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說對，你說的話，我完全同意。不過，正因為我完全同意你說中國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這樣子，可是我要強調特殊性要緊。比如說，一個人，你認識這個人，你說你認識這個人，這個樣就……你要說這個人的特色是怎么樣一個人，那么算是認識了這個人。不能從“一般的”去說，說這個人是個人，或者這個人是個男人，這個人是個中年人，這都不行，你得說出這個人的特點，你才算是認識了這個人。因此，我說你這個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國社會的特色的一面。談話就結束了，說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較是這樣。

后來，他在北京建國。1950年我到北京，一開頭還是講這個話。在北京見面是1950年的3月份。為什么是3月份呢？因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總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來，他回來我才同他見面。1950年的時候，先頭他問我一句，他說你現(xiàn)在可以參加政府吧？我有點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這話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聽起來他不高興，他想拉我拉近一點，可我不想靠近。我當時不想靠近，還是把事情看得錯誤，怎么錯誤呢？我不知道，中國的大局就能夠統(tǒng)一、穩(wěn)定下來，我不知道，我不敢這樣樂觀，因為過去中國內(nèi)戰(zhàn)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過去有過去的原因啦，不過我看見那種兆頭好像還好不可免，為什么？因為共產(chǎn)黨的軍隊解放全國，四川最后。我在四川，住在重慶的一個小地方，叫北碚。這個時候入川的軍隊，有三路大軍：從陜西到成都的，是彭德懷的第一野戰(zhàn)軍；從長江入川的、到重慶的，有兩路大軍，一路是鄧小平、劉伯承，這個叫二野，第二野戰(zhàn)軍；再一個林彪，叫做四野，第四野戰(zhàn)軍，也是從長江入川，這三路。在成都那邊我看不見，我在重慶那邊。可是我碰到的事情告訴我，很有問題。什么問題呢？我在四川重慶的北碚，有學校啊，我的孩子朋友都在那里。入川的軍隊，大概是二野方面，有一個不太高的將領，像是營長、團長的，他們到了北碚，有一個不記得是營長是團長，中級將官，知道我在那個地方，就來拜訪我，并且跟我談完話臨走時他說：“你一定要到城里去，到重慶街上去看看，我們大軍都到了?！蔽艺f我想去，他說“我有一個車給你”，留下一個小汽車。他就囑咐那個汽車司機：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慶。那么我說很好，我也想到重慶看一看。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著他留下的汽車去重慶，到重慶我一個朋友的家，地名叫上清寺，送我到那里了，司機就說我去吃飯，我說好，他說我吃完飯再來。哪里曉得他吃完飯之后，他來，說這個車不能給你用了，另外一方面，二方面軍隊抓了我這個車，扣了我這個車，他們要用，因為這車都是原來重慶市長的，也許公用的、私用的車，可是軍隊給扣住了。有時候四野扣，二野也扣，這方面扣了，那方面又扣去，搶奪了，我看這個情況不好。還有一個特別讓我感覺到不好的情況，這個四野的軍隊裝備好，穿著軍裝呀、器械呀、皮鞋什么的，裝備好，有錢。除了四野，別人呢，窮。我想這個事情不大妙，他們已經(jīng)開始爭奪了。

當時不久，我從四川出來到北京跟毛主席見面的時候，全國分六大軍區(qū)，那邊是西南軍區(qū)，林彪的是東南，后來他回到湖北武漢……不是又有點從前的割據(jù)的樣子？割據(jù)的樣子不是嗚呼哀哉嗎？！國民黨雖然失敗了，他會不會回來呀？我一向是在兩大黨之間，好像是一個很公正的代表社會的一個人，各方面都可以說話，跟蔣方我也能說話，共產(chǎn)黨方我也能說話，我想還是保留一個中間人的地位好一點。所以我這樣一個念頭，他讓我參加政府，我就說留在外邊不好嗎？這樣的話，他聽了不很高興，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點一方面是不很高興吧，一方面還是有點拉著我，希望不要隔得太遠。以后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談話，有空他就——沒什么問題——就隨便的談談，坐下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