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敘述連續(xù)不斷的危機，并不能闡明為什么由于一個帝國要人被謀殺，歐洲幾個主要的國家便在幾天內都陷入戰(zhàn)爭之中。在一般的較明顯的原因中，值得強調的有同盟體系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歐洲分裂成為兩個武裝陣營。此后，每一個事件都傾向于成為兩個陣營之間實力的較量。一個特定的民族事件，如德國對摩洛哥的干涉，或者弗朗西斯·費迪南的遇刺，已經無法由當事方在自身范圍內解決。不管具體事件如何，兩個陣營中的一個注定要增加或減少影響，從而在未來可能發(fā)生的，或許極其重大的事件中增加或減少影響。多個國家都感到，無論在什么具體問題上，都需要站在盟友一邊。這是因為，大家都處于戰(zhàn)爭恐怖下面，而在未來難以預料的戰(zhàn)爭中，同盟將是必需的。

德國人抱怨所受法俄“包圍”之苦。他們擔心有朝一日會被迫面臨兩線作戰(zhàn)，因而甚至愿意接受一場歐洲規(guī)模的戰(zhàn)爭，打破威脅他們的協(xié)約國的“包圍圈”。他們不得不去支持他們的盟國--奧匈帝國，后者因此能夠把它的支持待價而沽。法國害怕未來與德國的戰(zhàn)爭，因為德國在40年來已在人口與工業(yè)實力方面遠遠超過了它。他們不得已而依賴其盟國俄國。這樣，俄國便能迫使法國按照俄國的愿望作出讓步。至于俄國和奧地利，兩者都屬于搖搖欲墜的帝國。特別是在1900年以后，沙皇政府深受國內革命派思想宣傳的損害，哈布斯堡帝國則遭受著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的損害，兩個帝國的政府當局都陷于絕望狀態(tài)。就像塞爾維亞人一樣，他們沒多少東西會喪失，因而也就滿不在乎。1914年，是俄國首先將法國，然后又將英國拖入了戰(zhàn)爭；而將德國拖入戰(zhàn)爭的則是奧地利。依此看來，1914年的悲劇就是，在歐洲政治破產的國度里發(fā)生的動蕩不安和民族主義沖突，通過同盟體系將那些更先進的國家自動拖向毀滅。

德意志帝國也面臨著國內的危機。1912年，社會民主黨人在帝國議會里成為最大的政黨。他們中大部分人的觀點都是反軍國主義和反戰(zhàn)的。但是德意志帝國政府并不承認要向議會里的大多數(shù)代表負責。決定帝國政策的是頑固守舊的上層階級，其中陸軍和海軍的勢力（如今又有了新興的企業(yè)界的支持）是非常強大的；甚至溫和派和自由派都具有要使德國成為與其他列強一樣的世界強國的野心。統(tǒng)治集團面對國內的困境，感覺到它們的地位已經受到社會民主黨人的破壞，因而可能更傾向于將戰(zhàn)爭看作是擺脫困境的出路。雖然在1914年德國的敵人普遍這樣認為“德國首先發(fā)動戰(zhàn)爭”的這種說法并不確切，但是必須承認，德國的政策若干年來一直是相當專橫、傲慢、狡猾和頑固的。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歐洲未能同化在1870年后出現(xiàn)的統(tǒng)一的工業(yè)化德國，因而德國在較晚的時候企圖獲得世界強國的席位，這就是戰(zhàn)爭爆發(fā)的長期的和基本的原因。

同盟制度的存在僅僅是巨大困境的征兆。簡言之，世界上既有一種世界性的經濟，同時也有一種由相互競爭的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無政府體系。從經濟上看，現(xiàn)今歐洲每一個民族都需要與整個世界發(fā)生經常的接觸。在某種程度上，每個民族都是有依賴性的和不安全的。工業(yè)國家特別脆弱，因為它們要依賴原料和食物的進口，而以出口商品、各種公共設施和資本作交換。無論如何，從來不存在一個世界性的國家去維持世界體系的治安，以保證在各種條件下所有的國家都來參與世界經濟活動。每個國家都必須照顧自身的需要。這樣，就發(fā)生了激烈的帝國主義爭奪。每一個大國都企圖為本身利益而將世界體系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監(jiān)視之下。于是也就出現(xiàn)了對同盟國和約束性同盟條約的尋求。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來，在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上（而且看來可能一直這樣下去），這些同盟條約，是每個國家企圖借以支持本身安全的一種手段，并且可以保證自己不受孤立，不被征服，不去屈從他人的意志，同時在利用世界商品的競爭性的斗爭中，還有獲得某些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