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劉吉桂不是按照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無私利人"道德觀參與冰災救助活動，而是按照市場經(jīng)濟游戲規(guī)則和潛藏于普通民眾心底的"良心道德"來厲行自己的道德義務。在劉吉桂的行為中，既有遵循市場游戲規(guī)則的"經(jīng)濟道德"行為，又有厲行"良心道德"的命令或義務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從市場經(jīng)濟倫理原則來看，劉吉桂被評為道德模范是當之無愧的。只是他所遵循的"道德規(guī)范"不是計劃經(jīng)濟倫理原則，而是市場經(jīng)濟倫理原則罷了。

媒體人的行為是按照當代社會主流道德觀厲行"道德責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堂堂正正的道德模范，卻先被媒體拔高為"免費救人"的英模典型，進而在收費的真相曝光后又把不實報道的責任推到劉吉桂頭上，說他是自己"表示未收費"的。甚至還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網(wǎng)民把他誣為"圖報恩，騙媒體"的"好利小人"。這對于一個純樸而富于道德責任感的人來說，是何等的不公正，何等的委屈啊。

但是，從媒體人與當?shù)卣賳T的立場來看，他們也是按照我國主流道德觀的要求在厲行對人民進行道德教育的"道德責任"。據(jù)《青年周末》報道，早在被困乘客住進劉吉桂家的第三天，當?shù)厥?、縣、鎮(zhèn)各級政府官員已經(jīng)到劉吉桂家慰問被困乘客，并指示劉吉桂不要向被救乘客收錢，所花費用可以由縣里補助。之后就派人送給劉家7 000元。這一事實表明，從表面上看，"免費救人"的不實報道之所以發(fā)生，是由于劉吉桂和被救乘客都違心地說了"沒有收錢"的話，也由于媒體人有意或無意隱去了前期收費的事實；而從本質上看，卻是宣教部門倡導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樹典型的文化理念在實踐中導致的扭曲結果，也可以說是政府官員用脫離實際的道德觀干預民間道德生活所催生的怪胎。其后果則只能是，讓農(nóng)民道德模范蒙受屈辱，讓媒體人遭遇尷尬。

應該說，樹典型文化工作本身并沒有錯，其良好的意愿是要樹立典型的道德模范形象，使之成為民眾敬仰與學習的榜樣，并通過媒體的廣泛宣傳達到對群眾進行道德教育的目的，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現(xiàn)和諧社會。問題在于樹典型文化所依據(jù)的價值觀或道德觀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如果其所依據(jù)的道德觀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fā)展需要的，那么，樹典型文化工作所產(chǎn)生的社會效果一定是巨大的，富有建設性的。反之，則反是。從樹立劉吉桂道德模范形象的負面社會效果看，樹典型文化所依據(jù)的道德觀一定是有問題的。

計劃經(jīng)濟價值觀與市場經(jīng)濟價值觀的沖突是"不感恩事件"的肇因

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官員和媒體人所秉持的"無私利人"的道德觀（價值觀）與市場經(jīng)濟主體（經(jīng)濟人）"自食其力"的價值觀的沖突是造成農(nóng)民道德模范屈辱和媒體人尷尬的根本原因。

在對劉吉桂"免費救人"的宣傳中，媒體人所堅持的道德觀是計劃經(jīng)濟時期奉行的"無私利人"或"無私奉獻"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認為，作為道德模范的個人或集體必須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精神。這種道德原則，只有在個人的生活來源由國家或集體保障供給的條件下才能實行。而在農(nóng)民實行土地承包經(jīng)營，必須自食其力的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要求個體農(nóng)民"無私利人"，即把自己僅有的有限的生存資料全部用來救助災民，從而使自己一家陷入"無以為生"的絕境，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正是媒體人不得不寫出虛假報道的真正原因。

我們知道"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標準是毛澤東在"老三篇"之一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來的。它也就是另一篇文章《為人民服務》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要求的另一種表達。其道德含義就是無私利人的意思，它是針對解放區(qū)"革命隊伍里的人"（也就是吃公家飯的人）提出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