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要談一談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應該把他的活動的兩個方面區(qū)別開來：當他開始在布列斯特進行談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這次談判來進行宣傳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新宕幕镜牟呗栽谝涎诱勁羞@一點上是正確的，但當宣布戰(zhàn)爭狀態(tài)已經結束而又不簽訂和約，那就不正確了?！热粴v史把這變成了泡影，那么，也就不值得再去提了。①

在整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機期間，列寧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間當然有很大的差別，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諾維也夫。必須說明，只有季諾維也夫有勇氣要求立即簽訂和約，他預言拖延談判會更加增加和約條件的苛刻性，以此來嚇唬我們。我們沒有一個人懷疑，從“愛國的”觀點來看，立即簽訂這些條件會比較有利，但是列寧認為，拖延和談是進行革命鼓動，國際革命任務在愛國考慮之上——在和約的領土條件和其他一切條件之上。對列寧來說，這是一個在國際革命斗爭中爭取喘息時期的問題。斯大林認為，國際革命是一個我們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錯，后來他的確修正了這些話，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對其他人，但是實質上，在當時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樣，國際革命對他來說一直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實踐中利用這個公式。

正是在這個危機時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對斯大林來說有那么多的未知數(shù)。他對這種因素是一無所知的，也不感興趣。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在進步的人們中間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辯論為什么布爾什維克舉行談判并準備締結和約。有不少人認為，布爾什維克和霍亨索倫政府是在演一出喜劇，而且在這出喜劇中暗示對方，結尾語是事先安排好了的。革命斗爭要求我們向工人們表明，我們不能采取別的行動，敵人正在輕易地擊敗我們，我們不得不簽訂和約。正是為了這個理由，德軍的進攻是我們的最好證據(jù)，證明這項條約是被迫簽訂的。德國的一項最后通牒是不夠的，一項最后通牒可能同樣是預演的一出戲的一部分。德軍的真正調動，城市的被攻占，軍用財產的被劫奪，則完全不同了。我們失掉大量財富，但是我們卻贏得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見的意義就在于此。

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之后，群眾中增長了對蘇維埃政府的同情。這些巴什基爾群眾的領導權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為首的民族主義分子的手中，他們代表居民中的資產階級-富農部分。這個集團逐漸墮落為反蘇活動的前哨據(jù)點，并同杜托夫和高爾察克建立了聯(lián)系。可是，在巴什基爾自治權被高爾察克取消之后，扎克-瓦利多夫在群眾壓力下被迫同蘇維埃政府開始談判。1919年2月，在消滅高爾察克之后，巴什基爾政府投向蘇維埃政府一邊，并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爾斯克東部戰(zhàn)線參謀總部，巴什基爾政府簽署了一項初步協(xié)議，這個協(xié)議保證給予巴什基爾人民自治，條件是它的政治應建立在蘇維埃憲法的基礎上，巴什基爾部隊同紅軍公開共同行動反對自衛(wèi)分子等。

1919年3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開始同巴什基爾代表團談判成立巴什基爾蘇維埃共和國。談判的結果是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巴什基爾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締結關于巴什基爾蘇維埃自治的協(xié)定。在3月初的時候，我不得不離開莫斯科，并且由于烏法附近的軍事失利，我未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斯大林平靜地留在莫斯科參加代表大會，并且同巴什基爾代表團一直談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爾的現(xiàn)代歷史家?guī)缀醵疾挥浀盟勾罅趾瓦@件事有關。〔下列兩段摘錄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著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

（一）

俄羅斯同志和巴什基爾同志之間的斗爭尖銳化了，徹底無政府狀態(tài)發(fā)生了。在一個地方，以巴什基爾政府的名義逮捕了俄羅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義逮捕了巴什基爾人。托洛茨基的烏法之行和這個運動（1920年3月）恰巧發(fā)生在同時。巴什基爾官員再度開始同蘇維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進行談判，并且取得某種程度的協(xié)議。

（二）

同時，由于收到從巴什基爾來的消息，中央對巴什基爾問題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別權力來到烏法，召集我們到那里舉行關于巴什基爾問題的會議。從斯特里塔馬克來代表巴什基爾人參加會議的有瓦利多夫、圖赫瓦圖林、拉哈馬圖文和卡斯普蘭斯基，邊區(qū)委員會代表和中央官員有杜德尼克、薩莫伊洛夫、謝爾蓋也夫（阿爾喬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以及烏法臨時行政委員會主席埃爾秦。

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其任務是經常注意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發(fā)展情況。只是在這個問題上，他才比其他人同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有更密切的關系。這種較密切的關系早從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開始，并延續(xù)了好幾年。在烏克蘭，斯大林代表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另一方面，在某些黨代表大會上，他又代表烏克蘭的組織。這在當時是習以為常的。在烏克蘭共產黨的會議上，他以其實際領導人之一的身份參加，由于這個烏克蘭組織的生活大部分浪費在經常的爭吵、沖突和搞派別之中，斯大林在這種氣氛中就顯得如魚得水了。

他在烏克蘭的時期充滿了失敗，因此關于這個時期的情況一直完全沒有透露。〔斯大林主義者所寫的官方歷史，被迫記錄下在斯大林擔任民族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整個時期在烏克蘭貫徹黨的路線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敗，但謹慎地避免讓他的名字同這種流行病般的失敗有關。這些歷史不說：歸根結底，“1919年初在烏克蘭犯的關于農民和民族問題的錯誤——這個錯誤使那里的蘇維埃政府垮臺”，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適當?shù)貓?zhí)行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制定的政策。列寧譴責這次錯誤說：“管理得良好的農田只有很小部分應該改變?yōu)樘K維埃農場，否則我們就不會得到農民的支持，……我們需要一種同我們在1917年末和1918年所需要的那樣的政策……因此我們現(xiàn)在應該劃出大的蘇維埃農場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薄?/p>

〔斯大林在1920年3月16日出席第四屆全烏克蘭黨代表會議，作為中央委員會的全權代表，并帶有中央委員會關于烏克蘭問題的明確決議。他在會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對，帶頭的是薩普羅諾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隨者，這個派別已在前一年12月全俄黨代表會議上的辯論中被擊敗了。這一次，這些反對者的所有論點事先都已知道，民族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提出了托洛茨基預先為他寫好的反駁論點。托洛茨基寫這些反駁論點是政治局委托的，可是，斯大林卻在烏克蘭會議上遭到了失敗。中央委員會不得不出面干涉，在烏克蘭中央委員還不能實行它的堅持執(zhí)行“民族自決”原則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屆會議所選出的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并且從烏克蘭召回一批有嚴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思想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