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講的兼愛與儒家講的仁愛是不同的。儒家講的仁愛主要是次第之愛，是由此及彼之愛，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愛。因為我愛我的父母，把這種心推及別人的父母，由愛我的父母而去愛別人的父母，但是愛我的父母肯定愛得更多，愛別人的父母肯定就依次遞減。同理，我由愛我的子女，而想到愛別人的子女，這就是次第之愛。儒家的愛是有差別的，有等級的，而這種愛也是更符合人性的。墨家提出的兼愛，照理說比仁愛更寬大，使天下之人兼而愛之，根本不分差別，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不太符合人性。墨家是嚴密的幫會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有一種重要的思想，即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墨子把這種幫會中無差別的愛推廣到天下就是兼愛。使天下所有的人都沒有差別地相愛，愛我的父母和愛你的父母一樣，愛我的子女和愛你的子女一樣。

墨子從兼愛的原則出發(fā)，提出了墨家的第二個重要主張——非攻。所謂非攻，就是不要去攻打別的國家。春秋時期兼并戰(zhàn)爭頻繁，給天下百姓帶來巨大的痛苦，墨子稱為“賊虐萬民”，所以墨子反對大國攻打小國、強國欺凌弱國的兼并戰(zhàn)爭。墨子主張非攻，但并不主張非戰(zhàn)，非戰(zhàn)就是不打仗。墨子反對攻打，卻講究防守，主張備兵自守。墨子還制造了很多守城器械，并用這些器械去為將要被楚國攻打的宋國守城。

在《墨子》中有這么個故事，是說楚國要去攻打宋國，有個人叫公輸般，就是魯班，是工匠的始祖。他技術(shù)很高明，為楚國制造了很多武器，幫助楚國攻打宋國的城池。宋國就請墨子當他們的軍事參謀來抵抗楚國的侵略。墨子就從宋國到了楚國，去游說楚王。他對楚王說：“您這兒有個叫公輸般的人，聽說有很多攻城的方法，現(xiàn)在我想和他較量一番?！背蹙桶压敯阏埑鰜?，讓他和墨子較量一下。公輸般用了九種方法來攻城，九次都被墨子擊退。公輸般已經(jīng)黔驢技窮了，墨子對公輸般說：“你的九種攻城方法都被我擊破，我現(xiàn)在還有幾十種守城的辦法沒有用，所以即便你再發(fā)明幾種攻城的辦法，我都能戰(zhàn)勝你?！惫敯阏f：“我還有一個辦法可以打敗你，但是我不好說。”墨子聽完他的話就笑了，說：“你的方法我知道。就是把我給殺了，這樣你就可以打敗宋國了。但是殺掉我有什么用呢？我們墨家是個組織，我還有三百多名門生弟子守在宋國，我的那些守城方法他們都掌握了，所以即便你把我殺了也沒有用，宋國仍然能夠抵御你們的進攻?！背跻宦?，大為吃驚：墨家的人竟然這么厲害！為避免兩敗俱傷，楚王就停止了這場攻打宋國的戰(zhàn)爭。這個故事對我們當代的戰(zhàn)爭有著很大的啟迪意義。現(xiàn)在的戰(zhàn)爭不需要士兵到戰(zhàn)場去流血，其實就是各個國家的科學家的較量。把這些科學家集合在一起，看誰的技術(shù)更高明，那么他們代表的國家或民族就贏了，根本不需要肉對肉，槍對槍，戰(zhàn)爭也不會爆發(fā)了。這也是《墨子》一書為我們提供的一個很好的避免流血的戰(zhàn)爭模式。 

兼愛非攻是一種思想的兩個方面，這種思想就是反對暴力要求和平，兼愛是從內(nèi)政方面談的，非攻是從外交方面談的。而其本質(zhì)都是希望社會穩(wěn)定，來滿足以小手工業(yè)者為代表的城市平民要求發(fā)展物質(zhì)生產(chǎn)的需要。

墨子為了推行兼愛的主張，又提出了尚賢、尚同、天志、明鬼等思想。尚賢即主張在政治中舉用賢才。墨子說：“尚賢者，政之本也?！闭J為治國的根本就在于尚賢使能。墨子主張舉用賢才不避親疏、貴賤、遠近，打破貴族的等級制度。尚賢的目的則是舉用賢才以推廣兼愛的主張。尚同即主張?zhí)煜聭?yīng)該有統(tǒng)一的標準，統(tǒng)一的思想，而這個統(tǒng)一的思想就是兼愛。國君則是統(tǒng)一思想的制定者與推行者。故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碧熘揪褪钦f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就是喜歡兼愛。明鬼就是說天地之間是有鬼的，鬼的意志與天的意志一樣，喜歡兼愛，并實行賞罰的職責。人間凡是兼相愛的人就會得到賞賜，不兼相愛的人就會得到懲罰。墨子希望國君賢才來推行兼愛的主張，但又感到在混亂的春秋時代，國君賢才也未必靠得住，又進而提出天志、明鬼的說法，希望借助天意鬼神的力量來實施兼愛。

墨子雖有天志、明鬼的主張，但這些主張只是為了讓兼愛學說得到有力的推行。實際上墨子是不相信天命的，因為墨子還有非命的思想。非命即主張個人的富貴、國家的治安都是由個人的努力決定的，而不是靠命運預先決定的。

墨子增加財富的主張一方面是增產(chǎn)，一方面是節(jié)用。要增產(chǎn)則需要社會的安定，為了社會的安定，墨子提出了兼愛、非攻、天志、明鬼等思想。為了節(jié)約，墨子還提出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等思想。節(jié)用是反對貴族鋪張浪費的生活，反對蓋極端奢侈的房子、穿極端奢侈的衣服、吃極端奢侈的食物，認為這種生活既消耗財富，又減少人口。這種生活使少部分人極端富有，卻使百姓財用不足，以致饑寒凍餓而死，所以人口自然減少。節(jié)用的標準是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除此以外的消耗都應(yīng)該減少。非樂是反對貴族對音樂享受的追求，說得更廣一點，就是反對追求文學藝術(shù)的享受。認為文學藝術(shù)只是貴族的奢侈品，這些奢侈品只能消耗財富，不能增加財富，貴族追求得越多，百姓生活得越苦，所以要反對。節(jié)葬是反對貴族的厚葬久喪之風，厚葬就是多埋陪葬品，久喪就是長久守孝。多埋陪葬品就消耗財富，長久守孝就限制人的飲食起居，使人身體衰弱，又限制男女交合，約束了人口的增長，使社會生產(chǎn)力停滯。

墨家的這些主張，恰恰與儒家相反。墨家只看到禮樂厚葬對財富的消耗，并沒看到禮樂厚葬背后的教化意義。儒家重視禮樂文藝并不單是追求享受，而是看重禮樂文藝對人性情、人格潛移默化的陶養(yǎng)作用。儒家提倡厚葬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教化活人，培養(yǎng)人的報恩返祖之心。對死去的人都能這么誠敬、厚道，那么對活著的人就應(yīng)更加愛護、關(guān)心。對于久喪，《論語·陽貨》篇中孔子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币馑际钦f，兒女出生的頭三年都是被父母親抱在懷里的，小孩子出生三年，都是在父母的養(yǎng)育下才長大的，那么父母親去世了，要報答父母親的三年抱養(yǎng)之恩，所以要守孝三年。這就是儒家所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意思是說謹慎地對待親人的死亡，追懷先祖，自然會使百姓民風淳厚。不過儒家提倡的禮樂厚葬是從它的文化意義來講，和當時貴族追求的奢侈生活方式是有根本區(qū)別的。對于反對奢侈，儒家和墨家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