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人勸父親續(xù)弦另娶，父親就會拿出母親的照片說：請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談此事……

父親被釋放之后到上海擔任上海法學院的教務長，同時還加入了律師公會，成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1925年，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成立了“中國濟難會”，在1929年改名為 “中國革命互濟會”，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募捐，然后用捐來的錢支持罷工運動、救助傷亡以及被捕的人。父親跟“濟難會”的關系是很密切的，律師的身份為他配合“濟難會”的工作也提供了很多便利。從那一年起，父親開始從事大量的營救被捕的進步人士的工作，我記得曾經(jīng)有一個人被國民黨七次抓捕，父親則進行了七次營救。父親常常為他們進行免費辯護，還親自把他們保釋出來。

1934年3月17日，我的母親去世了。母親入殮的時候，父親把他自己的照片放了一張在母親的胸前，并且將母親的照片放在一個金屬小盒子里面隨身攜帶。后來每當有人勸父親續(xù)弦另娶，父親就會拿出母親的照片說：請不要在我的夫人面前談此事。他們的感情這樣深厚，父親為母親的去世悲痛不已。

但是在料理喪事期間，父親法學院的一位同事李劍華的夫人打來電話，說李劍華被捕了，可以交保釋放。雖然當時母親的后事還有很多沒有處理完，但是父親還是立即跑去親自保釋李劍華了。

其他五位考慮到父親年紀比較大，表示他可以不參加絕食，但是父親卻不肯……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時左右，父親忽然在上海的住所遭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來知道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等六個人也一起被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當天下午，父親等人在法庭上義正言辭、據(jù)理力爭，到晚上8點左右，七個人就都陸陸續(xù)續(xù)地獲得了保釋。但是沒過幾個小時，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親到家后沒有多久，就又被帶走了。

在囚禁的過程中，父親與其他五位先生被關押在一間屋子里。父親跟他們提出：六個人是一個人，要有“一致的主張和行動”。經(jīng)過商量，他們商議出三項原則：關于團體（指救國會）的事，應有團體解決；關于六個人共同的事，應由六個人共同決議解決；關于個人的事，應由個人自己負責。他們還商量好：如果當局把六個人分開羈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絕食來抵抗。其他五位考慮到父親年紀比較大，表示他可以不參加絕食，但是父親卻不肯。

父親他們被捕之后，國民黨為了阻止他們和外界聯(lián)系，規(guī)定18歲以上的人不允許探監(jiān)。小孩子不在他們阻止的范圍之內(nèi)，當時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三家的孩子和我哥哥的孩子都10歲左右，被允許可以探監(jiān)，這幾個孩子都曾經(jīng)到監(jiān)獄里給大人們送信或者取信出來。

“七君子事件”經(jīng)歷了很多周折，后來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之下，父親他們終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監(jiān)獄。

1937年8月，父親和共產(chǎn)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從那以后，父親跟共產(chǎn)黨方面的聯(lián)系就一直沒有斷過……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開始照顧父親的生活，并且協(xié)助他的工作。當時全國抗日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始了，父親從上海抵達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活動。父親到達南京之后，蔣介石單獨找到父親，要求他解散救國會，但是父親堅決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親和共產(chǎn)黨開始有直接的接觸。當時葉劍英曾經(jīng)托別人交給父親一張被國民黨關押的地下黨員的名單，讓他以救國會的名義進行營救。從那以后，父親跟共產(chǎn)黨方面的聯(lián)系就一直沒有斷過。

父親跟周總理的聯(lián)系很多，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慶之后。在重慶，父親住在梁莊，住在他對面的是一個叫王炳南的黨員，王炳南經(jīng)常跟總理聯(lián)系，父親跟他住對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親自己經(jīng)常去找總理，董必武也常常跟他一起去。

到了1939年，局勢開始變得復雜了。雖然還在談國共合作，但是國民黨在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還設置了防共委員會。這些事件直接導致了后來的“皖南事變”。這一期間，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根據(jù)周總理的建議，把救國會發(fā)展成為一個政黨性的團體，進行了大量“重建救國會”的工作。1941年，國民黨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共產(chǎn)黨拒不出席，父親以及救國會也就沒有參加。

1957年，一些曾經(jīng)跟他在一起奮斗過的同志和戰(zhàn)友，都被宣布為右派

新中國建立之后，父親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主動解散了救國會。后來總理得知救國會被解散，感到非常惋惜，認為應該保留下來。在那個時期，父親住的房子很寬敞漂亮，還有一個警衛(wèi)排。他曾經(jīng)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chǎn)黨對民主人士太優(yōu)待了。但是那時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觸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太極拳，借此來鍛煉身體，另外他還很喜歡打乒乓球、閱讀報紙、關心時事，在他的書桌上，擺滿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經(jīng)跟他一起奮斗過的同志和戰(zhàn)友，如他的秘書李庚、民盟的葉篤義等都被宣布為“右派”。對此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他對毛主席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不明白毛主席怎么會搞出“反右”的運動呢。他的這些思想，只是偶爾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過一些交流。但是對于黨當時的種種政策，他還是竭盡全力地去服從。

1963年1月2日，是父親的88歲大壽。那一年的元旦，周總理以全國政協(xié)的名義，在北京政協(xié)禮堂舉行宴會，招待北京70歲以上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中央負責人，為父親祝壽，同時也算是給各位老人集體祝壽。在祝壽會上，總理說父親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這是對他很恰當?shù)脑u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