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種族愛國主義”、反猶主義、猶太復國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擺脫窘境最為基本的觀念基礎是，諸如部落、部族、民族國家等人類有組織的群體之，不僅存在為生存而爭斗的現象，而且從生物界的個體爭斗上升為政治共同體間的沖突。在戰(zhàn)爭中擊敗他族的群體顯示了比戰(zhàn)敗者更高的適應能力，它因此有權——的確也是進化賦予的一種責任——消滅戰(zhàn)敗者，并由其更為優(yōu)秀的成員占領戰(zhàn)敗者的領土。英國帝國主義者塞西爾·約翰·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曾認為,一個完全由盎格魯—撒克遜人占據的世界將是一個最好的世界。羅德斯的觀點被稱為種族偏見主義或我們現在所稱的種族主義，認為不同種族內在的差異性決定了其文化與個體的水準，一個種族因此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下優(yōu)于另一種族。雖然今天的我們已熟諳其危害性，但在20世紀早期，羅德斯的觀點卻被認為是對基因科學和生物科學最充分的闡釋，而歐洲的種族主義者在環(huán)顧世界后更加確信，他們自己的見聞充分證明了自身所擁有的優(yōu)越性。

“種族愛國主義者”（其追捧者慣用的名稱）相信，現代人（Homo Sapiens）已經發(fā)展為具有實質性差異的不同種群。例如黑皮膚就是黑人天生低劣的標志，他們（或美國的土著人）應該重蹈恐龍的覆轍。風俗或法律反對不同種族間的聯姻，因為這不僅違背上帝的旨意，而且將使“高等種族”變得低劣。盡管很少有人敢于明目張膽地鼓吹種族屠殺以及劣等種族滅絕論，但多數種族主義者卻主張，“劣等人”應服從于“優(yōu)等人”，“應被限制在他們自己的區(qū)域內”或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同類中”。

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工業(yè)化國家中，只有美國有著相當數量的非白人少數民族。然而，自稱為文明的美國雖然廢止了種族奴隸制，并且因內戰(zhàn)和解放宣言而通過的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廢止了種族歧視，但這一新世界的偉大共和國并未找到一條種族共容的有效途徑。截止到19世紀80年代初，老邦聯各州、邊疆州及中西部地區(qū)，都通過了以戰(zhàn)前民謠命名的“吉姆克羅”（Jim Crow）黑人法案。這些法案對就業(yè)、住房、交通、教育等領域的種族分離予以了明確的規(guī)定，并由此派生出社會交際領域具有同等約束力的非正式隔離體制。在大部分地區(qū)，學校、住房、醫(yī)院、公園、火車、公共汽車，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諸如公用電話、自來水等都受到了隔離。新世紀前夕，美國最高法院在 “普萊西控告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1896）一案的判決中，以美國公民無論黑人和白人，都擁有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的方式，支持了“分離但平等”的原則。隔離有失公平的觀念直到半個世紀以后才被公眾廣泛接受。

盡管達爾文主義及其社會領域的不同分支，被誤讀為社會進步應遵循的基本信條，并且這些學說均支持工業(yè)社會對無限增長的向往，但達爾文主義以及絕大部分種族主義者，在本質上卻是極其悲觀的。達爾文強調偶然性而非秩序構成了因果關系的本質。與更為激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同，許多評論家相信“低等種族”將最終獲勝，因為野蠻人較敏感的文明人更富于力量?！暗偷确N族”更具繁衍力，并且更加缺乏選擇性，而民主的平等主義卻鼓勵無能者而打擊優(yōu)秀者，其結果將是進化的滑坡而非興盛。

從19世紀中期開始，許多沮喪的思想家已經在研究約瑟夫·阿瑟·德·戈賓諾伯爵(Joseph Arthur , Count de Gobineau，1816—1882)的《論人類的不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1853—1855）。這位法國外交家與作家得出的結論是，種族間存在清晰的等級界限，而“純種”的德意志人(在他看來，德意志人并非僅僅指現代的德國居民，而包括斯堪的納維亞、英國、北部法國以及比利時等地的藍眼睛白種人)居于種族金字塔的頂端。這一理論經古怪的霍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得以進一步完善。張伯倫是一個英國海軍上將的兒子、兩個著名將軍的侄子及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女婿。張伯倫背離了祖國，生活于他認為高度發(fā)達并天生優(yōu)越的德國人之中。他在其名作《十九世紀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99和1911年分別在德國和英國出版)中論證說，歐洲文明受到了他所認為的低等和混種民族包括亞洲人、非洲人、地中海歐洲人，特別是猶太人的威脅。這一丑陋的思想傾向在此與古老而褊狹的反猶主義融為一體，并為反猶主義添加了新的偽科學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