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謁結(jié)束之后，女王的秘書菲利普·摩爾子爵帶我走過所謂的"首相臺階"，前往他的辦公室。我看到我的新任首席私人秘書肯·斯托已經(jīng)在那里等候我了，他將陪我一起前往唐寧街。肯已經(jīng)與離任首相詹姆斯·卡拉漢來過王宮了，就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前。政府的文官們已經(jīng)知道了我們的許多政策，他們總會認真研究一個反對黨的競選宣言，這樣可以避免在為一個新政府準備法案時過于匆忙。當然，正如我很快就意識到的那樣，對于一些年長的文官來說，要想真正把握我們黨下決心要進行的變革，光靠認真閱讀我們的競選宣言和幾篇演講稿可是遠遠不夠的。另外，要與職員們建立高于正常水平的尊重和信任的關(guān)系，還需要假以時日。但是，英國文官制度的這種純粹的職業(yè)性還是非常有理由值得其他實行不同制度的國家妒忌的--它能讓政府在交替過程中產(chǎn)生的脫節(jié)減到最小并保持最高的效率。

丹尼斯和我乘坐首相專車離開了白金漢宮，我原來的汽車則已經(jīng)被移交給卡拉漢先生了。當我們乘車離開經(jīng)過皇宮大門的時候，丹尼斯注意到衛(wèi)兵們這次在向我們敬禮。那些年還比較太平，安全形勢還不是很嚴峻，人們還不用擔心恐怖主義，所以成群的祝福者、看熱鬧的人、新聞媒體和攝影記者們都在唐寧街等候著我們。人群擠滿了唐寧街，并且向外一直延伸到了白廳。我和丹尼斯下車走向人群，并趁這個時候理了理自己的思路，想著一會兒在唐寧街10號前應(yīng)該說些什么話。

當我們轉(zhuǎn)過身面對照相機和記者們的時候，人群發(fā)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聲，街上沒有一個人能聽清楚我在說些什么。幸運的是，有麥克風伸到了我面前，這讓我的聲音能夠傳到廣播和電視上。

我引用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的一段著名的禱文作為開場白："在那些混亂的地方，我們才可能帶來和平。"后來，許多人以此為據(jù)對我大加嘲諷，但他們卻常常忘記我接下來引用的話。圣弗朗西斯祈禱的不只是和平，他繼續(xù)祈禱說："有錯誤的地方，我們才可能帶來真理；有疑慮的地方，我們才可能帶來信任；有絕望的地方，我們才可能帶來希望。"錯誤、疑慮和絕望是如此穩(wěn)固地埋藏在英國的社會中，正如那個"不滿的冬天"所揭示的那樣，如果沒有一些沖突的措施，就不可能克服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