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七八月間，在大生產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時，以高崗為首的陜甘寧邊區(qū)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謝覺哉為首的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之間，在邊區(qū)財經政策上，出現了分歧和爭論。

關于這場爭執(zhí)的來由和焦點，《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有著至今為止最為詳盡、權威的回憶。

邊區(qū)政府從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職務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擔任。在開頭的幾年，林老曾作為中共代表常駐西安，但邊區(qū)政府主席一職仍由他兼任著，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張國燾、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專任邊區(qū)政府工作。邊區(qū)政府的另一重要領導人是謝覺哉同志，謝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陜甘寧邊區(qū)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書記，兼任邊區(qū)政府秘書長和政府黨團書記。邊區(qū)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為高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崗相繼擔任邊區(qū)黨委書記、邊區(qū)中央局書記、西北中央局書記。林老、謝老年高德劭，中央蘇區(qū)時就擔任過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工作，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對他們十分尊重。高崗是陜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熟悉邊區(qū)情況。毛主席把高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揚，在決定成立邊區(qū)中央局時，明確講：“高崗的意見應成為主要的意見。”

1941年，抗戰(zhàn)進入最艱苦的歲月，各種矛盾都突出起來。在一些經濟政策問題上，如怎樣看待減輕民賦問題、如何認識當時帶有一定強制性的運鹽政策問題、政府預算問題、紙幣發(fā)行問題等，邊區(qū)政府與中央局之間出現了分歧和爭論?！逗鷨棠净貞浢珴蓶|》，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頁。

胡喬木還指出，這場“爭論的問題是所謂施仁政，減輕民賦”，焦點是“對‘官督民運’的運鹽政策的不同估計”。

爭論的焦點竟然是怎么運鹽！

很多讀者看到這里肯定會不以為然。

然而，鹽，在當時確是邊區(qū)政府除公糧之外的最大收入，邊區(qū)對外出口的90%就是鹽。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關于運銷食鹽的決定》。這份決定引用高崗在西北局會議上的話說：

“目前組織全邊區(qū)人民馱鹽運動，成為我們邊區(qū)黨與人民當前迫切的中心任務”，爭取時機運銷食鹽，“關系到邊區(qū)的生死存亡”。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匯集》（1941年），1992年編（內部出版），第4、5頁。

因此，如何組織好鹽的產、運、銷，成為發(fā)展邊區(qū)經濟、克服財政困難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

而這項工作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運輸，即如何把邊區(qū)北部出產的鹽，更多更快地運往邊區(qū)南部，以待外銷，換取急需的藥品和棉布。

以高崗為首的邊區(qū)中央局堅持實行“官督民運”的運鹽政策。這項政策就是從鄉(xiāng)到邊區(qū)，全部成立食鹽運銷委員會，高崗親任邊區(qū)運銷委員會主任，軍隊負責人為各路運銷司令，縣、區(qū)、鄉(xiāng)、村四級分別成立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由黨政正職干部親自掛帥，實行帶有軍事化的半強制性的運鹽政策。

很顯然，這種半強制性的“官督民運”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增加邊區(qū)群眾的負擔，工作中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林、謝二老在工作中發(fā)現了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為此進行了一些研究，謝老還寫出了《華定池鹽運銷研究》，送交毛澤東批示。他們的基本主張是：

“鹽的運銷應由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即使有強制，也應以政治動員和群眾壓力為限，不應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的?！薄逗鷨棠净貞浢珴蓶|》，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頁。

我們沒有找到高崗與林、謝二老直接爭論的具體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澤東那里，雙方肯定會各執(zhí)己見，互不相讓。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輩，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澤東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決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關邊區(qū)財經政策的大分歧，看來也只有請出毛澤東了。

因此，這一期間，“毛主席以很大精力來解決雙方的矛盾，主要是說服林、謝二老，維護中央局現行的政策”《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1頁。。

從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給林伯渠、謝覺哉寫了十封信，還與二人數次長談。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7月24日下午，謝覺哉到毛澤東住處來訪，二人長談至深夜。26日上午，謝老致信毛澤東并附上了《華定池鹽運銷研究》一文。當夜，毛澤東就來到謝老的住處，談話至次日凌晨一點方歸。

7月31日，毛澤東在給林、謝二老的信中寫道：

“最近兩次談話，又讀謝老兩信，又得高崗同志轉達二老意見，使我對現行邊區(qū)財經政策的爭論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現行政策的幾個根本點（預算分散，紙幣，運鹽）又尚在執(zhí)行之中，最后的誰是誰非，還無法作結論。”“我現在不能斷定紙幣與運鹽不失敗，我同二兄談過，如弄得不好，也許要失敗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的更大。”

毛澤東在信中還建議二老：

多從反面（即現行政策的正面）設想，現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較少？從相對性設想，勿只從絕對性設想（即只設想現行政策完全是錯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對的）。

上述內容引自《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15頁，但這封信的下面一段話《毛澤東年譜》中沒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的第139頁卻予以完整的引用，現轉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應從兩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現行政策的缺點或錯誤方面，這方面要密切注意！請繼續(xù)給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我覺得二兄在這點態(tài)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積極克服執(zhí)行現行政策中所發(fā)生的各種困難。

毛澤東是化解矛盾的大師，更是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為了說服林、謝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強邊區(qū)黨政機關的團結，8月5日，毛澤東又致信謝覺哉，說：

“你的各信我都轉給弼時、王明、高崗、陳正人四同志看，使他們多了解你。他們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談，都愿把事情把關系弄得好些。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fā)揮。此次爭論，對邊區(qū)，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薄笆虑橹磺笃洹恰?，閑氣都是浮云。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愿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F在問題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p>

對于毛澤東的上述兩封信，胡喬木評論說：

毛主席的信說理透徹，詞意懇切，態(tài)度又是那樣謙恭有禮，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當時發(fā)生的爭論中，主席既不因林、謝是革命老人就對他們的意見加以遷就，也不因他們的某些偏頗和不足就對他們的看法一概否定。對中央和西北局確定的現行財經政策，既肯定其在當時環(huán)境下的正當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確實存在和可能發(fā)生的缺點與問題。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執(zhí)己見，以和為貴，求得邊區(qū)黨政領導機關意見和行動的統(tǒng)一。這些信，對林謝二老的觸動是很大的?！逗鷨棠净貞浢珴蓶|》，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頁。

雖然“毛主席干預這個爭論，支持邊區(qū)黨委”②《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頁。，但毛澤東并未放過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指示高崗等要調查了解情況，發(fā)現問題，及時解決。8月8日，謝覺哉致信毛澤東并附一份從安塞來的報告。第二天，毛澤東即致信高崗和西北中央局組織部長陳正人，并附上了謝覺哉的信和報告，要求：

下列兩點請予示復：（一）如安塞報告，情形是很壞的，是否屬實？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又報告中所說“向友區(qū)遷徙”，“收成已壞”，“無人鋤草”等項是否屬實，統(tǒng)請見告。（二）鹽運正緊，國特操縱，須在慶富設棧收囤，否則等于白運，如謝老所說，兩馱僅抵一馱，此事宜即解決，是否已在著手？②

作為土生土長的陜北人，高崗對陜甘寧邊區(qū)的鄉(xiāng)土民情還是比較了解的，對邊區(qū)的經濟工作也比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擔任陜甘寧邊區(qū)中央局書記的同時，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設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親自主管財經工作。接毛澤東的信后，高崗不敢怠慢，立即組織人調查了解情況，并向毛澤東做了匯報。雖然我們沒有高崗向毛澤東匯報的具體材料，但從高崗在10月14日召開的邊區(qū)政府專員縣長聯席會議上專門就運鹽檢查問題作的報告來看，他對運鹽工作的實際情況還是非常了解的。

在這份報告中，高崗首先論述了“官督民運”的必要性，然后分別總結了各縣運鹽工作的狀況，表揚了靖邊、志丹、隴東、安塞、延長等地在運鹽工作中的不同特點，嚴厲批評了一些地區(qū)存在的缺點與不足。他在報告中舉例說：

如安定有一鄉(xiāng)長與支書，有驢不去馱，引起群眾反對，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認不對，還罵上級，這是頂壞的一個，要給以適當的處分。

報告認為，當前運鹽工作有三大缺點：

一是事前準備不充分，二是行動當中有缺點，三是執(zhí)行命令精神差。而“組織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經驗，都賺了錢，反之，都虧本”。

作為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和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議長，高崗的工作確實是比較繁忙的。但高崗干工作確實有一抓到底的作風，往往直接處理基層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問題。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崗答復延安縣干部關于運鹽工作的一些疑問，以此作為各地運鹽干部的工作參考。我們從這些非常細小的問題中，可見高崗工作作風之一斑。

問：動員大批人和牲口去運鹽，家里草沒人鋤，地不能翻耕，蕎麥、春麥、菜都種不下，那就誤了農時，誤了大事，怎么辦？

答：我先說鋤草。頭次（最難除的一次）已經過去了?，F在是第二次，比較容易。我們要有組織地來補充新的勞動力。

強壯婦女可以鋤草。延安壯年婦女一萬以上，除去妊婦三分之一，帶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強力壯的總還有兩千個，可以動員組織她們上山。這時候我們同志的家屬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動，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傳鼓勵，婦聯會也努力加油，不會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會也應努力動員一下，青年應該成為鋤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點輕松的事。

還有難民，他們除照顧自己的莊稼以外，勞動力還有剩余，可以組織扎工隊到各家鋤草。許多難民借了附近老戶的糧，用自己的力去還清借糧豈不兩得其利。

照計算延安一縣動員六千牲口去運鹽，不過抽動二千個壯丁去趕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婦女、青年、老人、難民都組織起來，保證能夠抵得上兩千個壯丁吧，鋤草是決不會耽誤的。

再說耕麥地，這就首先要把麥地到底有多少坰數，所要留的每條牛力到底有多大，計算得完全切實，要對老百姓說明白，是為的最恰當地解決牲口，把必需要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誤了運鹽，留少了耽誤了種麥。則盡量把所有強壯有力的牛上路運鹽，母牛、比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夠才留下少數壯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組織，互相調劑，彼此照顧運鹽，彼此照顧翻地，彼此照顧鋤草，要雙方都顧及到，不但運鹽計劃要完成，而且莊稼也必須鋤好，絕不能因運鹽耽誤了莊稼。我們的老百姓如此地團結一致，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呢？

問：運鹽路費太貴，賺不了錢，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辦？

答：運鹽貼本，這個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長得遲，不能放場；路上自己不帶吃糧，用費本高等等。

現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險上邊有一二站路沒有草，現在麥割了，所以裝兩袋麥穗、一點麥麩帶去。還不放心，再做些準備，往上走時帶點草，到一個地方留下來，記下賬，存在那里，牲口回來時吃，也就解決了。

至于人的糧食，在家時也不是一樣要吃？一個人帶八升糧米，午飯鍋，自己做著吃，也不會比家里吃用貴多少。

一鄉(xiāng)一區(qū)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趕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棧，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來做好飯，等得牲口隊到了，松下馱子，牲口放青，人吃飯，老實一點用錢，路費決不會很大。

每人趕三個牲口，自帶糧食都算錢，也不過花費百元左右，三馱鹽起碼賣上四百元，運鹽是有錢賺的，賠本是例外。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編：《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匯集》（1941年），1992年編（內部出版），第316—318頁。

1941年8月13日，毛澤東就陜甘寧邊區(qū)的財經問題做了總結性發(fā)言。他說，現在邊區(qū)財經問題主要有兩個矛盾，一是人民負擔過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決矛盾的方針也有兩個，一是發(fā)展經濟，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鹽?！艾F在采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

至此，一場由“鹽”引發(fā)的爭論，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由鹽引發(fā)的爭論雖然結束了，但陜甘寧邊區(qū)黨政之間的關系尚需進一步加強。1942年9月，為了進一步協(xié)調邊區(qū)政府與中央局的關系，毛澤東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著豐富工作經驗的李維漢同志擔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彌補林、謝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維漢臨行前，毛澤東找他長談。毛澤東說：

今后邊區(qū)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講團結，全邊區(qū)要團結在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周圍，邊區(qū)政府內部要團結在以林伯渠為首的政府黨組周圍；第二，要精兵簡政，做到五句話：精簡，節(jié)約，統(tǒng)一，效能，反對官僚主義；第三，要發(fā)展生產，主要是農業(yè)生產，也要搞好工業(yè)生產；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邊區(qū)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緊發(fā)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權，此事，陜甘寧邊區(qū)一定要帶頭搞好。

我離開時，他送到窯洞外，特別叮嚀說：“羅邁，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蔽殷w會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它的政策影響著英國的眾多的殖民地。我們當時也有很多根據地，根據地當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個“首都”作為政策中心，則是一樣的。毛澤東是要求陜甘寧邊區(qū)在執(zhí)行黨的政策中帶個頭，自覺承擔試驗、推廣、完善政策的任務。期望殷切，鼓舞極大。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我向西北局報告過，也在邊區(qū)政府黨組傳達討論過。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499頁。

從后來的實踐看，李維漢的到來加強了邊區(qū)政府的領導力量，促進了政府與中央局的團結。陜甘寧邊區(qū)也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在各根據地中，確實起到了“首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