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的學生相當優(yōu)秀，其中有些成為杰出的經(jīng)濟學者，許多還成為至今依然保持聯(lián)系的好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友誼與交往，堪稱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學在這方面就相當欠缺，師生的關系較為淡薄。有些學生協(xié)助我改進英文（1942年時，我的英文還有點生澀），也幫我編輯論文。

嶄露頭角

現(xiàn)在談談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審稿人赫維茲（Leonid Hurwicz），他是一位相當被看好的年輕經(jīng)濟學者，后來我們曾在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為好友。該篇論文發(fā)表時，我還相當年輕，由此成為受到各方肯定的經(jīng)濟學者，同時意外地在1949年膺選為計量經(jīng)濟學會的會員。該篇論文的主旨在于闡明，除了在工資絕對的僵固性這個可疑的假設之下，凱恩斯體系一般的確能依循古典理論的路線而恢復充分就業(yè)的均衡。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機制會全面瓦解，或許當年經(jīng)濟大恐慌發(fā)生時就是如此。這些特殊狀況不應該被視為常規(guī)，而只是一種例外情況。因此，主要的穩(wěn)定工具應該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就是該論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學院的教職生涯，因為被征召進入陸軍服役而告終。其實，我更早就該接受應召入伍，只是因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剛出生——小孩在當時可說是價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將入伍之際，征兵委員會又通知我，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還沒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過了。不久之后，戰(zhàn)爭即告結(jié)束，我則接到重返新社會研究學院的聘書。

我在該校有雙重職務：一是擔任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研究員，另一則是在新社會學院教授數(shù)理經(jīng)濟學。我在研究所的研究專案，是和內(nèi)舍（Hans Neisser）合作，設計世界經(jīng)濟的大型（以當時的觀點來看）計量經(jīng)濟模型，以顯示各國之間經(jīng)濟上的關聯(lián)。當時，最強的計算工具還只是電子計算機而已；因此，這項專案研究可以說是頗具野心。不過，至少我們成功地形成了一個構架，日后被許多類似專案當做指引或觀念的來源。

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對儲蓄的研究極為關注，而這方面的研究也成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題。為什么我會對這個問題如此關切呢？因為當時有儲蓄過多這個觀念，而在凱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儲蓄過多，后果可能會是嚴重的衰退。凱恩斯的追隨者主張，儲蓄是由所得決定，而且當所得增加時，儲蓄占所得的比例也跟著上升，也就是說，假如你愈有錢，你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部分也跟著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預期戰(zhàn)后所得會上揚，那么按照上述說法，儲蓄比率將會愈來愈高，因此我們便不免要懷疑，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投資機會能夠來吸納這些儲蓄。

我并不相信儲蓄率將會一直持續(xù)增長，認為這不過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想法，于是我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試著證實儲蓄率有一種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趨勢。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儲蓄受到特定期間個人絕對所得的影響較輕微，反而是個人所得相對于其慣性水準（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對儲蓄的影響較為重大。在同一時間，哈佛大學的杜森貝利（James 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討同樣的想法。我們所建立的理論，現(xiàn)在稱為杜森貝利-莫迪利阿尼假說。

向哈佛說不

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我突然接到來自哈佛的邀請。當時，哈佛的經(jīng)濟學系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來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從缺、從缺、從缺，然后才排得上哥倫比亞及芝加哥大學。因此，哈佛的邀請，是我絕對無法忽視的，我也在略帶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見，當時我還不曉得他素以冷淡對待外國學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學校教務單位的指令，要請我前來哈佛任教，他依令照辦，但在面談時卻說：“聽著，莫迪利阿尼，我們有像杜森貝利、亞歷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溫（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遠不可能趕得上他們。所以，假如你夠聰明的話，就不會接受這項職務。你為什么不回新社會研究學院去，在那口小池塘當條大魚。你可別想來這個池塘當大魚?！碑敃r我對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職仍在猶豫，因為哈佛給我的薪水還比原來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于是說：“也好，我想你的觀點不錯。我不來了?！焙拖抵魅蚊嬲勚?，我和好幾位哈佛的教授會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進午餐，他們問我：“面談進行得如何？”我就把經(jīng)過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的回答是：“噢，你這個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說。你應該接受這項職位的。”不過，當時我已下定決心，如果是由那樣的人來領導經(jīng)濟系的話，我根本就不想來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會研究學院。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nèi)，我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經(jīng)濟研究獎學金。這是一項極高的榮譽，獎學金額度也相當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當時來說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足夠養(yǎng)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這項獎學金，申請留職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時間，伊利諾斯大學商學院院長波溫（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該校一項名為“預期與景氣波動”的專題研究。此一專案的薪水極佳，而該校也是各方人才薈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諾斯的邀請。當初回絕哈佛的教職，還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比起同時進哈佛的人來說，我在伊利諾斯的發(fā)展及領的薪水，都遠遠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我借著這次機會接觸了美國中西部，這對像我這樣出生在歐洲的人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