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學者為其未來著作所設定的標準與時俱進。每天寫一封信不難，但如果五年都不寫，那就真的沒什么可報告的了。

對于重視科學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觀念，我一直不敢茍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農夫邊說邊朝池塘吐口水。我們應就自己所面對的最急迫問題盡力而為，之后就算落入報酬率遞減的情況，對應為之事盡力而為，仍是最佳的策略。況且，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讓你碰到了熊彼特學說中的創(chuàng)新或達爾文理論中的突破，使曲線又回到報酬率遞增的階段。

在莫扎特與布拉姆斯之間，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謝斯拉法遺留給我們貴重的金塊，但如果他也能同時惠賜一些珍珠寶石必然更好。每當憶及他動人但憂傷的眼神，不禁會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話——如果他出生時有一瓶香檳，應該會成為比較快樂的人。凱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寫作的困境。晚年時有人問他，如能重來一次，他會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復是：“我會喝更多的香檳?！?/p>

不絕的靈思

稍早我曾招認，我這輩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對后者有些朋友可能會抗議：“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傳聞屬實，你連半夜做夢時也經(jīng)常不忘工作呢！”的確如此，只是對我而言，從事經(jīng)濟分析是游戲而非工作。對自己討厭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這點上可說是惡名昭彰。行政事務我是全力規(guī)避，而且因為表現(xiàn)不稱職，久之也就少接到這方面的任務分派。像羅伯遜（Dennis Roberson）一樣，我總是最后才洗叉子，因為萬一原子彈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沒必要洗了嗎？

如果必須填一份復雜的問卷，我可能會因而提出一項交易理論或人口遺傳學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盡量拖延那件討厭的事就好了。

描寫畫家、音樂家、詩人或科學家的小說，經(jīng)常忽略了他們平日工作時間內在做些什么。其實再想想，有關商業(yè)大亨的虛構小說，也同樣沒有精確描述這些企業(yè)家在做什么。

因此，對聽眾談到經(jīng)濟學家時，我應該具體地描繪他們在科學方面的醞釀工作。我是怎樣開始注意到問題的？突破點在什么時候？發(fā)展的步驟為何？事后回顧，這項研究對知識的領域有何貢獻？

該從哪里開始呢？我有一本用來記載研究思考的大記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為例，1月1日的那一欄，我可能順手記下了如何設計一個線性規(guī)劃系統(tǒng)的數(shù)字實例，足以推翻經(jīng)濟學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這項研究一直尚未發(fā)表，其源頭可追溯到一項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當時我還是威爾森門下的學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還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記錄，可能還有對相關問題的演繹。

在1983年之中，類似這樣的記錄可能超過五十項。然而剛好記載于這本床頭筆記本中的事項，也并非我該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連這些研究的抽樣代表也稱不上。因此，我要找一個較充裕的時間，才能詳細說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醞釀成形的。等不及的讀者可參閱我1982年的文章，題目是《阮賽最適可行租稅與最適公共用事業(yè)價格之歷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動力

在結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學家的動機與報酬?？茖W家和亞當·斯密的生意人一樣貪得無厭與競爭激烈，然而他們所追逐的不是物質享受，甚至不是金錢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權力。學者求的是名。他們所求的名，誠如我1961年在美國經(jīng)濟學會會長致辭中所說，乃是在同行—他們敬重也希望贏得對方敬重的同行之間的名譽。社會學者默頓（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書中，探討我所稱的這個“齷齪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師合伙人及傳記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經(jīng)觀察到，誠實古怪的林肯在內心深處，一直有個小小的野心之鐘在滴答作響。在我自己的價值天平上，無論是《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頭銜、因眼光獨到而投資獲利數(shù)百萬、乃至擔任權貴或總統(tǒng)顧問而掌握的權力，如果比之于對科學王國的貢獻所能贏得的認可，可說都是輕于鴻毛了。

有次我曾問友人統(tǒng)計學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談一筆交易，以一項精彩的理論交換你的靈魂，你會怎么辦？”“我不會答應，”他說，“但如換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論，則另當別論。”我喜歡他的回答。我曾證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萬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這項薩繆爾森不平等理論使我名噪一時。不論后繼的學者就此再加發(fā)揮，還是在更早的文獻中可找到類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變我從中獲得的樂趣。因為這就是科學研究，只要能夠對當時的科學界能有貢獻，就當時而言也就足夠了。

我因為早熟而早露頭角。在年輕時，我不知不覺地行事匆忙，實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長輩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認壽數(shù)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歲時英年早逝，大家認為我亦難逃此一命運，也帶給我極為沉重的陰影。因此當時我的想法是，該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現(xiàn)代科學卻帶來了改變，遺傳可以經(jīng)由環(huán)境加以修正。無論如何，我一直身體健康。一般人在談到科學家的貢獻與他們的成就時，往往低估了健康這項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終生為惱人的偏頭痛所苦，有人會不公平地把他歸類為低成就者。我則認為，他算得上是將自己資源明智運用的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