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目光往外看也成為了這種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草原游牧民是可以在幾個月內(nèi)，可能在一年之內(nèi)能做到自給自足，但是卻無法長期維持這種狀態(tài)。其例證就在今天的蒙古，正如同它在13世紀那樣，也如同它在自匈奴人以來每一個游牧王國的崛起和衰落中一般。要在大草原上生存，你需要帳篷，要支撐一頂帳篷你需要木格墻和木制的屋頂支架。木頭來自樹，樹來自森林和山，而不是起伏翻滾的草地。除此之外，如果能負擔得起的話，一輛兩輪馬車遲早都可以用來攜帶孩子和老人、帳篷和大鍋以及其他財產(chǎn)，而制造馬車同樣也需要木料。因為帳篷和馬車的緣故，大草原上的牧人們需要森林。要取得木頭你需要斧頭，這就意味著需要鐵，而鐵可以由當?shù)罔F匠打造也可以得自貿(mào)易。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社會比"純粹的"草原游牧民族已經(jīng)改進不少，且更容易適應環(huán)境。但這些物資還僅僅只是為了生存。除了生存資料之外，游牧民作為與我們其他人一樣的人類，也想要草原上得不到的改良品，像茶葉、大米、糖、柔軟而多樣的織物，特別是絲綢；簡言之，他們也想要農(nóng)民和更復雜的城市社會制造的物品。

草原游牧民并不是在持續(xù)無目標地游蕩。許多牧民家庭可能幾十年甚至幾代人都過著不尋常的穩(wěn)定生活，因為畜群依賴于人們關于去哪里尋找草場和什么時候去尋找草場的知識；而為了保證它們年復一年的需要，就需要人們的合作和不成文的法律。但從長期來看，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會面臨季節(jié)交替，疾病橫行，部落繁衍、成長乃至分裂，爭奪牧場等問題。貫穿整個歷史，大草原伴隨著它自身的變化起伏不定，更不用說那些在它周邊定居的社會所施加的變數(shù)了。

讓我們把所有這一切因素都被應用到匈人所來自的區(qū)域-龐廷和里海大草原。那是一口將相互混雜連接不斷的人們慢慢煮沸的大鍋。試想在當時，匈人的小群體被壞年景或者他們的鄰居們從這個草原上被趕了出來-這些野心勃勃的鄰居們現(xiàn)在早已經(jīng)被忘卻了。他們遷移到了新的牧場，卻像吉普賽人那樣不受歡迎、被蔑視，并且被他們的新的抱有疑心的鄰居當做是一個威脅，而他們自身也被這些鄰居們所威脅著。他們沒有故鄉(xiāng)，也沒有使游牧生活變得更輕松活潑的柔軟的紡織品、地毯、異國風情的酒杯和珠寶。沒有了對游牧者來說是張安全毯的熱情好客以及對當?shù)啬翀龅目煽恐R。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會渴望所有這一切你沒有的東西嗎？

匈人是一群難民，他們需要一個基地，需要經(jīng)常性的食物來源，也需要一種他們自身的身份和榮譽復興的感覺。這些缺少的東西只有通過三種途徑才能滿足：尋找沒有被占的土地（沒有機會）；或者與既定的群體做重新的安排（非常棘手，而且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做回報）；或者，依靠武力來取得。他們未來所面臨的生活將會與傳統(tǒng)的草原游牧民族大大不同，因為一旦在遷移過程中，沒有他們自己的牧場，想要通過他們唯一的手段-武力-硬擠進他人的領地和貿(mào)易安排之中，他們就像是坐在了一種駭人的力量之上，這種力量會讓他們永遠不得停歇。因為現(xiàn)在，每朝西方走一公里，他們就會發(fā)現(xiàn)因為定居者的緣故牧場越來越多地被削減；他們不可避免地會依賴于其他人的財產(chǎn)。這些東西可能通過交換取得；但是匈人沒有他們的新鄰居成熟，除了羊毛、毛氈和家畜之外沒有什么東西可提供，他們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竊取。他們會從草原游牧民族變成強盜集團，對他們來說暴力將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就像那到處游蕩的維金人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