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讀小基的那本書后的30年以來，為了發(fā)現這些趨勢，或發(fā)現這些人群的變化和發(fā)展，我一直使用最可靠的工具：數字。美國人聲稱，他們是憑感覺做事的民族――所謂感覺就是指我們籠統(tǒng)地稱為“價值觀”的那些東西。你不是多次聽別人說做事要憑感覺嗎？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勸告是相當糟糕的。如果你要最安全的交通工具，那你就坐飛機，不要走近汽車；如果你要減肥，就要計算卡路里，忘掉越橘汁和亞麻籽；如果你知道怎樣去讀取數字，數字就幾乎總會帶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一般來說，我們喜歡數字――這些日子，最熱門的一檔電視節(jié)目甚至就叫《數字追兇》（Numb3rs）。但我們也害怕數字。部分原因是，我們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受到的訓練要大大少于我們在語言和文學方面受到的訓練。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懷疑我們不太善于讀取數字。讀取數字幾乎和在公共場合講話一樣，使我們感到害怕。而與此同時，數字也在吸引著我們。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對數字持有一種相當懷疑的態(tài)度，因為一些總想趕在日程前面的人濫用了數字。你還記得“千年蟲”（YZK）恐慌嗎？地球上的每一個計算機用戶都擔心在新千年到來的時候，他們的文檔會受到損害。實際上，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計算機對千年蟲的錯誤是敏感的――而且在這些計算機中，也不會真的出現問題。禽流感也是一樣，在2005年底，禽流感在世界各地蔓延，但在東南亞所報告的140多起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中，只有一半最后死亡。報告者的悲觀結論是禽流感的死亡率超過了50%。真的很可怕！但事實上，這些數字所依據的病例樣本只是最重的病人。那些被感染上禽流感而沒有去醫(yī)院的人并沒有計算在內。我把這些報告數字稱為“嚇唬人的統(tǒng)計數字”。

我當了30年的調研員，我的工作就是對調查得來的數字去偽存真。在為各種各樣的客戶――其中包括比爾·克林頓(Bill Cliton)、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工作的過程中，我學會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常規(guī)偏見，去發(fā)現那些有助于應對重大挑戰(zhàn)的與直觀相反的社會趨勢。如果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一些巧舌如簧的擁護者每天在你身邊喋喋不休，報紙也向你說三道四，你的顧問們還時不時地打岔，在這個時候，作出正確的選擇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除非你還掌握著一些要素：數字。我的工作就是聽完所有的意見，然后根據這些數字對現實情況提出一種有根據的、用數字說話的看法，以便使領導人在作決定的時候，能夠對要決定的事情有一個全面的、真實的了解。在我看來，沒有文字的數字是沒有意義的數字，同樣，沒有數字的文字也是沒有意義的文字――你需要為文字配以適當的數字，也需要為數字配以適當的文字，以便使有說服力的觀點得到通過數字表示出來的現實的支撐。在本書后面的章節(jié)中，我們會談到美國犯罪率上升的問題――一直受到無數論文和理論關注的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這些論文和理論涉及到從失業(yè)到父母對孩子的放任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但當你了解到最近從監(jiān)獄里釋放出來的重罪犯的數字已經增加到每年65萬人的時候，你馬上就會想到在街上會受到一些新的威脅，而且想到應該有一套新的解決方法。

我是調研員，也是策略專家，我的作用就是根據數字幫助客戶制定出奇制勝的策略。1996年，幫助克林頓總統(tǒng)拉“足球媽媽”的選票就是一個例子。2000年，我?guī)椭R上就要成為參議員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ton）在紐約上州（Upstate New York）拉選票，從歷史上說，民主黨在那個地區(qū)沒有多少支持者。我們打破了為公司做廣告的慣例，而是讓公司把它們的廣告分發(fā)給年老的選民，而不是年輕的選民。我還為15名外國總統(tǒng)選舉的獲勝者提出過建議，他們的語言，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不用說明白了，但我始終根據數字，而不是根據當地人的偏見向他們提出建議。人們往往因為離形勢太近，以致看不見真正的事實――而事實卻會帶來一種客觀的看法，告訴他們實際上正在發(fā)生什么。領導人是非常孤獨的，他們常常受自己的幕僚左右，只能聽當地的記者告訴他們發(fā)生了什么。和語言比起來，數字可以減少很多無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