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案”得到徹底平反。安子文結(jié)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北京。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我去黨校探望他，我們見面后緊緊握著手，許久許久，?-也說不出一句話，我情不自禁地熱淚奪眶而出，安子文同志也激動得眼睛濕潤了。

“文革”后，當初與我面對面的中組部同志，曾兩次來信承認對我這個老同志、老朋友犯了莫大的錯誤，表示要痛改前非。

當時的社會治安并不好

蘇：北京當時的社會治安情況怎么樣？

劉：當時的情況不太好，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激增，特別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讓人痛心疾首。為什么會這樣呢？說到底，主要還是“文革”造成的。

“文革”前夕的首都北京，社會治安創(chuàng)造了歷史上最好水平。廣大群眾拍手稱贊，國際友人也贊揚北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這是因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和政治情況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首都公安保衛(wèi)部門加強調(diào)查研究，從實際出發(fā)，做好各項基礎(chǔ)工作，把各種可能危害社會治安的因素和正在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都掌握起來，做到對社會治安的隱患能及時發(fā)現(xiàn)和消除，預防違法犯罪活動的發(fā)生，對已出現(xiàn)的違法犯罪活動也能迅速查清破案，從而把首都的社會治安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樣，里面哪里有氣泡、雜質(zhì)，都可以一目了然。北京市的整個公安保衛(wèi)戰(zhàn)線，調(diào)查研究蔚然成風，各項業(yè)務工作由于情況清楚明白，措施得力，都突飛猛進，做得越來越主動。拿戶口管理工作來說，基層公安機關(guān)對社會人口的了解，在?-有的基礎(chǔ)上，?-過一年努力，到1959年，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有的派出所，對管轄區(qū)全部人口的了解，達到“四知”（即知工作地址、知通訊方法、知家庭情況、知現(xiàn)實表現(xiàn)）要求的，占97％，可謂了如指掌。有的分局，一年里逮捕、管制和勞動教養(yǎng)的犯罪分子中，根據(jù)對社會人口的了解而處理的，占96％。

這樣的治安情況到“文革”前夕，到達頂點?？墒谴虻挂磺械摹拔母铩币粊恚鐣伟簿突靵y了，刑事案件也越來越多。“文革”長達十年，造成的影響是惡劣的，不僅砸爛了公檢法，打亂了公安保衛(wèi)戰(zhàn)線，而且人們遵紀守法的概念也完全沒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幫”以后，這種惡果還不能很快消除。

蘇：怎么打亂的？

劉：市委提出“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和政治情況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一樣”的工作要求，成了集中攻擊的目標，被誣蔑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階級斗爭熄滅論”，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硬說要把北京搞成沒有一個敵人，沒有一個犯罪分子，沒有一起案件的世外桃源，迷惑了許多天真的不明真相者。其實1958年市委在有關(guān)文件中，開宗明義就專門解釋了“玻璃板、水晶石”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情況搞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一清二白”，是要走群眾路線，盡可能地多了解情況，變被動為主動，減少產(chǎn)生治安問題的社會?-因。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這么回事。

在林彪、?-青反革命集團“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浩劫中，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遭受到林彪、“四人幫”和康生、謝富治、劉傳新等的殘酷迫害和摧殘，成千的無辜同志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現(xiàn)行特務、三反分子等），有的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有的被送到了良鄉(xiāng)集中營進行嚴酷的審查；首都公安機關(guān)的組織機構(gòu)被砸爛了，多年建立起來的公安基礎(chǔ)及各項業(yè)務工作被摧毀了；隊伍被打散了，思想被搞亂了，名聲被搞臭了，人民警察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guān)系被破壞了。

結(jié)果，公安保衛(wèi)戰(zhàn)線的工作被弄成情況不明，兩眼一抹黑，工作很快陷于被動，社會治安秩序日益混亂。歪風邪氣泛濫，壞人壞事橫行，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破案率急劇下降。群眾失去了安全保障，連年處于“離家不放心，上班不安心，走路也擔心”的狀況。這樣的情況，在1978年還是這樣。通過首都公安保衛(wèi)戰(zhàn)線幾年的努力，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的社會治安情況才逐步好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