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羅瑞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期間，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績。他在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后不久，就提出公安局這樣的大機關(guān)沒有政治機構(gòu)是不行的，立即成立了市局政治部，加強全局的政治工作；其二是封閉妓院，把妓女從火坑里救出來，在市委、市政府的領(lǐng)導(dǎo)下，他具體部署改造工作，作出了貢獻；其三是取締反動會道門、查禁煙毒犯；其四是鎮(zhèn)壓反革命，以北京為試點，推動了全國鎮(zhèn)反運動的開展，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揚，并批轉(zhuǎn)北京的報告供全國學習；其五是把在押的犯人組織起來搞生產(chǎn)、辦工廠、辦農(nóng)場，通過勞動改造，讓他們變成自食其力的人，這是當時副局長馮基平的主張，得到了羅瑞卿同志的重視和大力支持，并由公安部通報各省市學習。我略舉的這幾例，說明羅瑞卿同志雖是兼任局長，但卻是真抓實干的。

我的發(fā)言像是捅了馬蜂窩，成了造反派手中的把柄，他們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錯誤”。對他們的無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議。造反派被我的這種行為激?-了，罵我“裝聾作啞，揣著明白裝糊涂”，對我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但我不改初衷，他們也就達不到他們想達到的目的。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同志因過度勞累心臟病突發(fā)，死于工作崗位。我將此噩耗及時報告了羅瑞卿同志，羅當即表示要參加追悼會。我對他說：“您腿不好，參加這樣大的活動不方便，送個花圈，轉(zhuǎn)達您對家屬的問候就行了！”羅瑞卿同志一再堅持要參加追悼會，送曾?-朝夕相處的戰(zhàn)友，看望、慰問一下邢相生同志的家屬，借以表示他的思念之情。

那天，他坐著輪椅來到了八寶山，參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會，并一一慰問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屬，很多在場的同志都感動得哭了。市公安局的廣大公安民警對羅瑞卿同志這種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與日俱增。我對羅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沒有壞印象”的想法，不僅反映了我的看法，其實也代表著全局廣大公安民警的看法?？上У氖?，羅瑞卿沒過多久，也離我們而去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完全是憑空捏造

蘇：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徹底平反，據(jù)我所知，“文革”期間，您為此遭受痛打，也沒有妥?-。

劉：共產(chǎn)黨員應(yīng)該實事求是。1966年9月，康生?-過一系列的策劃，給毛澤東寫信，誣告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據(jù)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發(fā)表“啟事”出獄，是“自首叛變”，提出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接著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陳伯達、?-青等到處支持紅衛(wèi)兵揪斗這些人。1967年3月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義，印發(fā)了《關(guān)于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diào)查》材料，認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的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就這樣將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而且在全國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風，使許多黨員、干部遭到迫害。

1968年2月，中組部專案組誘逼部里的一位同志與我當面對質(zhì)，讓我承認是“劉涌奉?-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的命令”，將有關(guān)六十一個人的敵偽檔案交給了他，后?-他轉(zhuǎn)手交給安子文銷毀的。為此中組部專案組對我進行審訊，拿出了他們編造的所謂證據(jù)，并不時地用坐牢殺頭相恐嚇。他們采用指供、誘供、詐供、逼供等辦法，仍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證據(jù)”，便不斷升級加壓，從開始的推推搡搡，發(fā)展到對我采取揪耳朵、坐“噴氣式”、罰站、熬鷹等方法，持續(xù)了一個月之久，仍一無所獲。

我當時受盡了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壓力，在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的情況下，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的?-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完全是誣陷憑空捏造，根本就沒有那么回事！”這使審訊我的人，既無可奈何，又不得不為我的剛毅、堅貞而卻步。他們稱我是“一塊又硬又難啃的骨頭！”。正是由于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沒有說半句違心話，才使康生、“四人幫”迫害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陰謀未取得關(guān)鍵性的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