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并不認識李慎之先生。只在中國國際交流協(xié)會的理事會上見過幾次面。我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外交官，一個從事國際活動的專家，給我沒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前幾年，臺灣的星云大師率領龐大的僧尼代表團，來大陸訪問。趙樸老在人民大會堂設素齋招待。排座位，我適與他鄰座。既然鄰座，必然要交談。談了沒有幾個回合，我心里就大吃一驚，我驚其博學，驚其多識，我暗自思忖：“這個人看來必須另眼相看了?！?/p>

《吳宓與陳寅恪》一書出版，在懂行者的人們中，頗引起一點轟動。報紙雜志上刊出了幾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上對陳吳二師的思想學術和交誼，做了一些探討，極有見地，相當深刻，發(fā)潛德之幽光，使二師的真相逐漸大白于天下，我心中竊以為慰。

有一天，見到李先生。他告訴我，他看到我為那一本書題的封面，我在書名之外寫上了“弟子季羨林敬署”。這本是一件微末不足道的小事，他卻大為感慨。我小時候練習過毛筆字，后來長期在國外，毛筆不沾手者十有余年。我自知之明頗有一點，自知書法庸陋，從不敢以書法家自命。不意近若干年以來，竟屢屢有人找我寫這寫那。初頗惶恐觳觫，竭力抗拒。人稱謙虛，我實愧恧。于是橫下了一條心：“你不嫌丑，我就不臉紅!”從而來者不拒，大寫起來。但是，《吳宓與陳寅恪》卻不屬于這個范疇。為兩位恩師的書題寫書名，是極大的光榮。題上“弟子”字樣，稍寓結草銜環(huán)之意。這一切都是在有意與無意之間進行的。然而慎之卻于其中體會出深文奧義，感嘆當今世態(tài)澆漓，師道不尊，十年浩劫期間，學生以打老師為光榮，而今竟有我這樣的傻子、呆子，花崗巖的老腦袋瓜，仍遵古道，自署“弟子”。他在慨嘆之余，提筆寫了一篇關于《吳宓與陳寅恪》一書的文章，寄了給我。不知何故，沒能收到。他又把文章復制了一份，重新付郵，并附短札一通。文章的名字叫《守死善道強哉矯》，副標題是“——讀《吳宓與陳寅恪》”。信與文章都是一流的。我現在先把信抄在下面：

季先生：

拙文于六月底草成后即寄上請正。既然沒有收到，就再次掛號寄上。

上次信中，還寫了一些對陳吳兩先(生)表示欽仰的話，并且希望兩先生的老節(jié)能為中國知識分子之操守立一標準。這次就都不說了。只是仍然深感自己才力薄弱，不足以發(fā)兩先生的潛德幽光，滋有愧耳。

專此即頌

秋安

李慎之1992年中秋夜

看了這封信，我相信，讀者會認為我抄它是應該的。至于那一篇文章，我力勸他發(fā)表，現已在《瞭望》1992年第42期上刊出。我勸對陳吳兩師有意研究了解者務必一讀。我認為這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有見解，有氣勢，有感情，有認識；對兩先生畢生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侮食自矜，不曲學阿世，給予了最高的評價；對兩先生生死全交終生不渝的友誼給予了最高的贊美。文章說：“陳先生的悲劇并不在他的守舊而正在于他的超前，這就是所謂‘先覺有常刑’”。真可以擲地作金石聲!

這就是我認識李慎之的經過，這就是我認識的李慎之。

這“花絮”實在有點太長了。但是，我相信，讀者讀了以后，或許還有人認為，它還應該再長一點。

現在來介紹《中國哲學的精神》。

按照平常的做法，我應當先對本文加以概述，然后選取某些點加以詳細評論，或贊同，或否定，或譽，或毀，個人的看法當然也要提到，于是一篇文章便大功告成。我現在不想這樣辦。我覺得，這樣辦雖符合新八股的規(guī)律，然而卻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大家不是常說“求同存異”嗎?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求異存同”，并非想標新立異，實不得不爾耳。

說到“求異存同”，我又不得不啰嗦幾句。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強哉矯》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話：“朋友，以義合者也。”我認為，這是涵義深刻的一句話。但是，什么叫“義”呢?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边@仍然是“妻者，齊也”同音相訓的老套。我個人覺得，“義”起碼包含著肝膽相照這樣一層意思，就是說，朋友之間不說假話，要講真實的話。慎之做到了這一點，我現在努力步其后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