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情發(fā)生的時間，約在西漢文帝至武帝時。

這樣一來，《四十二章經(jīng)》又與大夏發(fā)生了關(guān)系。因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時，大月支已經(jīng)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屬希臘遺民，佛法大概在漢初已在這里流行。漢武帝時，張騫曾奉使到這里來過。《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說：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jīng)》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B C 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關(guān)于這一段話人名和地名等問題的考證，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50～51頁。

這一段話說明了大月氏與大夏的關(guān)系，大月氏與印度的關(guān)系，大月氏與佛教的關(guān)系。至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是在大月氏呢，還是在中國?有兩種可能，有兩種意見。不管怎樣，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這比《四十二章經(jīng)》又要早了。

我在這里附帶談一個問題。《理惑論》說，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寫《四十二章經(jīng)》，其中竟有張騫。這在時間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我認(rèn)為，其中透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信息：這時大月氏是在大夏，因為張騫奉使大夏的故事，當(dāng)時街談巷議中必廣泛流傳，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張騫了。

(二)《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

把與《四十二章經(jīng)》有關(guān)的問題都交代清楚以后，現(xiàn)在應(yīng)該探討此經(jīng)的語言問題了。在1947年的論文中，我說它是從中亞一種俗語譯過來的，這種想法是對頭的。但是，我當(dāng)時不可能說出一種具體的語言。

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個新見解：《四十二章經(jīng)》是從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譯過來的。他正在撰寫論文，他的詳細(xì)論點我毫無所知。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佛教史上，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值得探討。它還牽涉到《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究竟是什么，我就在這里先談一談我對于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學(xué)者參考。一得之愚或者尚有些許可取之處吧。

從表面上看起來，《四十二章經(jīng)》與《法句經(jīng)》不完全一樣。

但是從內(nèi)容上來看，則二者實有許多相通之處。三國時失名之《法句經(jīng)序》說：“是后五部沙門，各自抄采經(jīng)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于十二部經(jīng)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薄斗ň浣?jīng)》是這樣，《四十二章經(jīng)》也是這樣。所謂《四十二章經(jīng)》，原來并沒有“經(jīng)”字，足征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經(jīng)”。所以，湯用彤先生說：“且《四十二章經(jīng)》乃撮取群經(jīng)而成，其中各章，頗有見于巴利文各經(jīng)，及中國佛典者，但常較為簡略耳?！?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版，第41頁。兩經(jīng)的性質(zhì)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異，《四十二章經(jīng)》譯自《法句經(jīng)》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是否就是從現(xiàn)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譯的呢?還是一個有待于進(jìn)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jù)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結(jié)果：

這就從語言學(xué)上證明，這部犍陀羅語《法句經(jīng)》確實出于于闐故地，抄寫者無疑是位于闐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語言羼入其中?！蛾恿_語〈法句經(jīng)〉殘卷初步研究》，第257頁，見《出土文獻(xiàn)研究》，第 2輯。

可是，我在上面已經(jīng)明確無誤地說明了《四十二章經(jīng)》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譯的?，F(xiàn)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既然抄在于闐，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jīng)》的來源。道理是非常明顯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經(jīng)》或《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樣子呢?說實話，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現(xiàn)在只能作一些猜測。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環(huán)境關(guān)系，接受了佛教，估計會有一些佛經(jīng)翻譯?！斗ň浣?jīng)》或《四十二章經(jīng)》等，包含著小乘教義的最基本的內(nèi)容，簡直像一種“佛學(xué)入門”，對皈依者用處極大?？赡苁紫仍诜g之列，用的語言當(dāng)然是大夏文。對于這種語言，我們過去毫無所知。近年以來，新材料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于是逐漸發(fā)現(xiàn)，認(rèn)識了不少的詞匯。上面舉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詞匯的匯集，bodo， boddo，boudo等字就見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經(jīng)譯文還沒有發(fā)現(xiàn)。我相信，將來地不愛寶，有朝一日，總會發(fā)現(xiàn)的。中國使者到了大夏，翻譯了《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一定就是這一本大夏文的佛經(jīng)。譯文就是本經(jīng)兩個譯本的第一個。我推測，現(xiàn)存本經(jīng)中的那許多“佛言”，一定會是“浮屠言”，“浮屠”正與bodo，boddo， boudo相當(dāng)。用“佛言”的現(xiàn)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個譯本。這個本子的原始語言是中亞或新疆的某一種語言，其中梵文Buddha變?yōu)閎ut或者類似的形式，漢譯是“佛”字。

我在這里想補(bǔ)充幾句，談一談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的來源問題。它的來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經(jīng)》曾在新疆發(fā)現(xiàn)，足征《法句經(jīng)》在新疆是流行的。這個犍陀羅文的《法句經(jīng)》同梵文本有某種聯(lián)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羅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jīng)》第二個譯本的母本。因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羅文本中則是budhu，這個字也可以譯為“浮屠”。。      (三)支謙等譯經(jīng)的語言問題

《四十二章經(jīng)》的語言既已確定，連帶提出來的是支謙、安世高等后漢、三國時期的譯經(jīng)大師的譯經(jīng)語言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實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不討論是不行的。

我現(xiàn)在就以梁《高僧傳》第一卷為基礎(chǔ)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在這一卷中后漢、三國時期的譯經(jīng)大師幾乎包羅無遺。至于攝摩騰和竺法蘭等人物，神話色彩頗濃，我在這里不談。

先將資料條列如下：

《安清(世高)傳》：

至止未久，即通習(xí)華言。于是宣譯眾經(jīng)，改胡為漢。50，323b。

羨林按：“胡”字，元明刻經(jīng)改為“梵”字，下同。

《支婁迦讖(支讖)傳》：

漢靈帝時游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

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赍《道行經(jīng)》，來適雒陽，即轉(zhuǎn)梵為漢。

(安)玄與沙門嚴(yán)佛調(diào)共出《法鏡經(jīng)》，玄口譯梵文，佛調(diào)筆受。

先是沙門曇果于迦維羅衛(wèi)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50，324b～c。

《康僧會傳》附《支謙傳》：

遍學(xué)異書，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jīng)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50，325a。參閱隋費(fèi)長房《歷代三寶記》； 49，58c。

《維祇難傳》：

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赍《曇缽經(jīng)》梵本。50，326b。

《竺曇摩羅剎傳》：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hù)皆遍學(xué)……遂大赍梵經(jīng)，還歸中夏。50，326c。以下諸人晚于三國。

附《聶承遠(yuǎn)傳》：

承遠(yuǎn)有子道真，亦善梵學(xué)。50，327a。

《僧伽跋澄傳》：

(趙正)請譯梵文……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多為梵文。50，328b。下面還有兩處提到梵文。

《僧伽提婆傳》：

提婆乃于般若臺手執(zhí)梵文，口宣晉語……更請?zhí)崞胖刈g《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zhí)梵本，提婆翻為晉言。50，329a。

《竺佛念傳》：

于是澄執(zhí)梵文，念譯為晉。50，329b。

《曇摩耶舍傳》：

以偽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50，329c。

《高僧傳》卷一中有關(guān)梵文的記載就是這樣?！拌蟆痹鳌昂??！拌蟆敝傅氖氰笪?，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昂痹馐潜钡抑ǚQ，擴(kuò)大一點，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貶義。在《高僧傳》中，“胡”字可能有兩層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亞夷狄之文。統(tǒng)觀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曇果、維祇難等傳中所說。但是絕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亞民族語言。支謙等人譯經(jīng)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謙傳》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說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亞民族語言。這一點從他們譯經(jīng)時使用的漢語音譯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出來。比如漢譯“彌勒”一詞，不是來自梵文Maitreya，而是來自吐火羅文Metrak?？墒强瞪畷g《六度集經(jīng)》、《舊雜譬喻經(jīng)》，失譯人名在后漢錄譯《大方便佛報恩經(jīng)》，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經(jīng)》、《撰集百緣經(jīng)》、《大明度經(jīng)》、《佛說八吉祥神咒經(jīng)》，康孟詳譯《佛說興起行經(jīng)》，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jīng)》、《道行般若經(jīng)》等等，用的都是“彌勒”。由此可見，支謙等譯經(jīng)所根據(jù)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亞和新疆一帶的吐火羅文和伊朗語族的語言。

(四)幾點想法

現(xiàn)在把上面討論的問題歸納一下，提出幾點想法。

1 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傳入中國論，現(xiàn)在看來，不能成立了。我設(shè)想的佛教傳入兩階段說仍然維持。我用公式來表達(dá)：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國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

buddha→but→佛

這兩個階段都不是“直接的”。

2 我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解決了中國佛教史上兩個大問題：佛教是什么時候傳入中國的?通過什么渠道?但茲事體大，還要進(jìn)一步研究。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J Fussman，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the Kushans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s of Central Asis 的Information Bulletin，Issue 15，Moscow， 1989年，Pp第57～66頁，其中談到大夏語，可以參閱。

1989年11月2日寫畢

附記：

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資料，幫助借書，我的兩位小友榮新江和錢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