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七國之亂，大亂有大治

說到爆發(fā)于公元前154年的諸侯王叛亂——七國之亂，現(xiàn)代人對此都不陌生。這場波及西漢帝國三分之二國土的叛亂戰(zhàn)爭，給西漢王朝帶來了巨大的震蕩。持續(xù)8個月的叛亂，牽動了西漢帝國三分之二的精銳兵力，西漢實力最強的諸侯國和最富庶的地區(qū)，幾乎都卷入了這場慘烈的戰(zhàn)爭中。對于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來說，這都是一場遭到巨大打擊的內(nèi)耗。

然而對于西漢帝國來說，這場戰(zhàn)爭卻帶來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后果——大亂之后有大治。聲勢浩大的內(nèi)戰(zhàn)，并沒有讓西漢似唐朝安史之亂一般，結束天下太平的黃金時代。相反，西漢帝國的中央威權，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強化，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強大帝國，從此在東亞大陸拔地而起。如果聯(lián)系后來西漢帝國反擊匈奴戰(zhàn)爭的輝煌勝利，和漢武帝大一統(tǒng)的偉大成就，我們不得不說，七國之亂，正是這一切的伏筆。

如果打個比喻的話，我們不妨借用漢文帝時代的儒臣賈誼在其奏疏里的一段話：當今天下大勢，好比是大腿上的肉，比身體上的肉還多，整個國家已經(jīng)臃腫了。這里所說的“臃腫”，就是諸侯勢力尾大不掉的局面。西漢帝國開國后幾十年的休養(yǎng)生息，不但休養(yǎng)了百姓，更“生息”了諸侯，長時間的和平，讓諸侯勢力日益強盛起來，甚至出現(xiàn)了中央無法節(jié)制的局面。就像當年周朝的變遷一樣，如果沒有措施去阻止這個趨勢，那么諸侯割據(jù)乃至戰(zhàn)國紛爭的局面，都是大勢所趨。所以“七國之亂”，恰恰是西漢帝國解決諸侯國問題的一個強制性手術。雖經(jīng)歷了“大出血”的危險，但這場手術成功了。

一

說道西漢七國之亂的爆發(fā)，世人都把責任歸結到晁錯貿(mào)然采取的“削藩”政策上。其實在削藩政策推出的早期，晁錯已經(jīng)預感到一場大亂即將發(fā)生。但是晁錯認為，暴亂現(xiàn)在爆發(fā)，要比之后爆發(fā)要容易對付得多，就像一個患重病的病人，早做手術，比晚做手術有更大的康復機會。但是西漢帝國的這場“沉疴”，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這一點不得不說，西漢帝國后來的文景二帝，是在為劉邦的分封政策“埋單”，這一點，就要說說西漢成立后，各個諸侯國的分封局面。

在漢高祖劉邦即位早期，憑借暗算、武力鎮(zhèn)壓等方式，相繼平定了楚漢戰(zhàn)爭時期為他立下功勛的各路異姓諸侯王，包括韓信、彭越、英布3大勢力。但是，在那些被劉邦奪取的異姓諸侯土地上，劉邦并沒有像之前的秦王朝那樣，建立由中央直接統(tǒng)轄的郡縣，相反，則是繼續(xù)分封諸侯，將這些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孫們。與此同時，在許多六國的故地上，劉邦也相繼分封了許多諸侯王。這些諸侯王無一例外的都是劉姓子孫。劉邦此舉，一在利用劉姓宗族的勢力拱衛(wèi)中央，二在于劉邦得天下后，對于日益強大的呂后勢力，已經(jīng)有了越來越力不從心之感，強化諸侯的威權，更是為了能夠阻遏呂家勢力的擴張。所以從立國開始，西漢帝國，其實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政體，既有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也有給予地方足夠自治權的諸侯國分封制度，國家的行政體制，儼然是一鍋交織著兩個時代制度的“雜燴菜”。

劉邦分封諸侯王的高潮期，是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95年，這個階段分封的諸侯王最多，諸侯王的地盤也最大。當時分封的宗旨就是“以海內(nèi)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而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zhèn)天下”。也就是說，當時西漢雖然意識到中央郡縣制的好處，但是在總結秦朝滅亡經(jīng)驗的時候，把因為實行中央郡縣制，導致王室無人拱衛(wèi)當作了很重要的一點。值得一提的是，西漢采取分封制，也與當時西漢帝國將道家黃老無為學說作為立國思想有很大關系。黃老思想主張無為而治，特別是在國家行政體制上，主張中央“無為”，給予地方充分的發(fā)展權力，所以分封諸侯，也是一種“無為”的方式了。在這6年里，劉邦相繼冊封了9大同姓諸侯王：齊王劉肥、趙王如意、代王劉恒、梁王劉恢、淮陽王劉友、淮南王劉長、燕王劉建，楚王劉交、吳王劉濞。這其中，除了楚王劉交是劉邦的弟弟，吳王劉濞是劉邦的侄子，其余的，都是劉邦的親生骨肉。

如果看看地圖就會發(fā)現(xiàn)，這九大同姓諸侯王的國土，從南至北，幾乎包括了戰(zhàn)國時期關東諸侯的所有故地。以天下郡縣的數(shù)量來論，西漢立國的時候，全國一共有57個郡，其中由諸侯控制的，竟然達到了42個，作為中央政府的漢帝國，卻僅僅掌握著15個郡。西漢中央政府實際掌控的地盤，也就僅僅包括秦國時期的關中地區(qū)、四川地區(qū)，以及河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區(qū)。也就是說，所謂的西漢中央政府，按控制區(qū)域論，只不過是一個實力比較強大的諸侯國而已，擺著“天子”的名分，國家力量卻有限得很。

而從諸侯王的權限看，西漢帝國開國初期的諸侯王，其在地方上的自治權力，甚至不亞于戰(zhàn)國時期凌駕于周天子之上的諸侯們。按照劉邦分封時的規(guī)定，各諸侯要“掌治其國”，也就是具有諸侯國絕對的地方行政權力。在地方王國的行政建制上，諸侯國仿照漢朝廷，比如紀年、號令、護衛(wèi)軍隊，以及下屬的丞相等職位劃分，都和中央政府“同制”，而且諸侯王們擁有對屬下官員任免的權利和掌控境內(nèi)賦稅及軍隊的權利。這樣的諸侯國，儼然就是名義上聽命于中央政府的獨立王國。

所以了解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西漢初期，對強大的匈奴不得不采取和親政策，僅從軍隊戰(zhàn)斗力來說，漢軍未必不能與匈奴一戰(zhàn)，至少依托長城進行防御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要命的問題是，西漢的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夠在早期保持對于諸侯的統(tǒng)治，主要原因就是實力。中央政府的實力，雖然對于所有諸侯國是劣勢，但對于單個的諸侯國有絕對的優(yōu)勢，一旦和匈奴發(fā)生長期的戰(zhàn)爭，無論是勝是敗，都意味著中央政府力量的嚴重削弱。一旦這種局面出現(xiàn)，那么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國家分裂，列國割據(jù)爭霸的情景，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漢帝國這種“雜燴菜”的行政體制，匈奴也大為了解。在西漢與匈奴早期的“和親”時，匈奴往往采用挑撥西漢境內(nèi)諸侯造反的方式，造成西漢帝國兩線作戰(zhàn)內(nèi)外交困，不得不在一次次匈奴入侵時，對匈奴的漫天要價照單全收，打落門牙往肚子里咽。從呂后，再到漢文帝和漢景帝，這幾代的西漢帝王，雖然在后世都評價不錯，休養(yǎng)生息的“GDP成就”也不錯，但一直在受夾板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