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１年，創(chuàng)辦３５年之久的《科學》月刊被迫停刊，后來雖然以《科學》季刊的形式出現(xiàn)，卻沒有維持幾年；

１９５３年，由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畫報》（創(chuàng)刊于１９３５年，是當年影響最大的科普讀物）移交給上海市科普協(xié)會；

１９５４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標本和儀器被中國科學院幾個研究所接管；

１９５６年春，中國科學社將明復圖書館（全國最大的科技圖書館）捐獻給國家，這就是后來的上海瀘灣區(qū)圖書館；同年秋，中國科學社所屬印刷廠（在印刷科學書刊方面具有國內一流水平）移交給中國科學院；

１９６０年，中國科學社以捐獻的名義，將所有財產，包括房屋、圖書、設備和８萬多元余款上交國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動。這讓人想起任鴻雋在１９４８年說過的一句話：“私人學術團體及研究機關，有其重要的地位，因為它們可以保存一點自由空氣”，可以保護學術天才。（第６１９頁）

據(jù)說任鴻雋當時曾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希望《科學》季刊不要中斷。但“結果是財產交了，《科學》斷了”（第７６６頁）。

１９６１年，就在辦理中國科學社財產移交手續(xù)之后不久，任鴻雋溘然長逝，享年７５歲。

２００２、１０、

附一：任鴻雋與四川大學

前幾年，我在《南方周末》發(fā)表《任鴻雋的科學救國夢》。當時因資料不足，篇幅有限，對任鴻雋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四川大學擔任校長的經歷言之不詳，留下遺憾。如今我在1985年出版的《四川大學史稿》和《任以都先生訪問記錄》中又看到一些任鴻雋的材料，再結合任鴻雋有關著述，覺得任鴻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對于當前的教育改革也有很大啟示。需要說明的是，《任以都先生訪問記錄》是該書的“記錄”、臺灣學者潘光哲先生所贈，在這里順致謝忱。

一、任鴻雋的科學思想與教育主張

任鴻雋字叔永，原籍浙江歸安（今吳興），出生于四川墊江（今屬重慶）。他從小勤奮好學，曾在1904年最后一次科舉考試中考取秀才。廢除科舉后，他順江而下去了上海，進入中國公學深造。中國公學是由當年被迫回國的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的，其中有不少革命黨人。任鴻雋入校后與該校學生胡適、朱經農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他東渡日本求學，加入同盟會并擔任四川分會會長。求學期間，他除了旁聽章太炎先生的國學講座外，還考入東京高等工業(yè)學校專攻應用化學。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任鴻雋立刻回國，擔任了總統(tǒng)府秘書處秘書，為孫中山起草文稿并協(xié)助處理政務。袁世凱上臺后，他去北京政府當過秘書，但由于厭惡官場生活，再加上學業(yè)未竟，又以“稽勛生”（對革命有功的學生）的身份赴美國留學。初到美國，他進入康乃耳大學文理學院，在感受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同時，也認識到科學的真諦。

任鴻雋對科學的理解和闡釋與教育密切相關，其中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學的起源。許多人認為，學習科學知識就是為了報效祖國、振興中華，但是任鴻雋卻不以為然。他說：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沒有科學，但是卻不能把科學與這類功利性目的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真正的科學家，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就不是為名利驅使，而是為好奇心引誘。這也是科學首先出現(xiàn)在西方的主要原因。相反，如果僅僅是為了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為了內心求知的需要，科學是不會產生、也不會健康發(fā)展的。這些論述提醒我們：如果只想把科學當作一種富國強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想從物質文明方面追趕西方，卻又不曉得科學的起源和科學的真諦，其結果只能是像洋務派一樣，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為如此，他認為當年自己為了革命、為了制造炸彈而選擇化學專業(yè)也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教育不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們長大后就不會有研究科學的內在動力，也不會把科學引向健康之路。

第二是科學精神。任鴻雋說，所謂科學精神，完全是為了追求真理而已，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他希望科學研究和科學教育要“把事實放在思想構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義和理論，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敝茖W家竺可楨也把科學精神概括為“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他說，要想在科學上有所成就，就必須有“不盲從、不附和、不武斷、不蠻橫、不茍且、不無病呻吟的科學態(tài)度”。這正是我們的教育最需要、也是當今社會最缺乏的東西。

第三是科學的功用。長期以來，許多人都把學科學、學技術當作撈取功名利祿的一塊敲門磚，至于個人的興趣、愛好，特別是那可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則根本不顧。任鴻雋說他們是“為利而學”，而不是“為學而學”。這種狀況是中國科學事業(yè)舉步艱難、發(fā)展緩慢的原因所在。另外，任鴻雋還反對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他指出，人類物質生活的改善和技術的進步，不是科學家的最初動機，而是科學研究的必然結果。如果只重技術而不重科學，就會重復洋務運動的老路。后來，任鴻雋看到許多學生把經濟學、商學和應用科學當作熱門專業(yè)，而純粹的基礎科學卻幾乎無人問津，便感到我國科學面臨著重大危機。他告誡大家：人不能單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質生活之外不能發(fā)現(xiàn)高層次的精神活動，人生還有什么意義？他還指出，純理論研究最需要保持心靈的自由，它不應該受到干涉，應該享受特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