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基于貨幣主義，其提出的貿易理論無視世界銀行掌舵其發(fā)展計劃的那些國家已陷入長期的國際收支赤字無力自拔。經濟學者尋求解釋該問題，在他們的教科書中幾乎得不到幫助，因為這些教科書的邏輯忽視了過去30年全球事務的決定性特征。這并不令人驚訝，因為經濟學稱理論是科學的標準，僅僅在于其假設的、抽象的立論是否內在一致，而不在于其是否符合現(xiàn)實。我在如下著述中闡述了這幾點：《貿易、發(fā)展與外債：世界經濟分化與趨同的理論史》（倫敦：普盧托出版社，1992年版，2卷本）和“數(shù)理經濟學的應用與濫用”，載《經濟研究雜志》第27期（2000年），第292—315頁。美國政府控制全球信貸流動的策略是高度機密的，美國的金融外交家毫無興趣宣傳之。但是，如果不在學術課程中將這樣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全世界的中央銀行家和資本經營者就會被一種狹窄的金融觀所誘導，而看不到國家地緣經濟戰(zhàn)略的重要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縮計劃的失敗、外國經濟美元化的危險和關鍵貨幣本位制的不勞而獲特征。

這種必要的研究將表明，“一戰(zhàn)”前存在的相互競爭的國家帝國主義已被取代，現(xiàn)在只存在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強國。與霍布森和列寧時期帝國主義維持對國外的金融順差不同，美國財政部吸收外國資源，同時，美國投資者收購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智利、玻利維亞、阿根廷、加拿大、泰國和其他經濟體最近私有化制高點的公司控股股份，其中以收購俄羅斯的公司做的最為成功。

以上關于美國金融帝國主義的觀點，既不同于傳統(tǒng)的經濟決定論，又不同于反經濟的理想主義（或國家安全）理論。經濟決定論者容易忽視世界外交中所有的經濟和政治動力，將它們局限于與出口商和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直接相關的動力。這種觀點本身沒有注意到，國家軍事和總體經濟力量作為一個行為系統(tǒng)的動力，可能與大型國際公司各自增加其財富的目標相沖突。

另一方面，“理想主義”作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AA伯利（A. A. Berle），等等］僅僅滿足于證明國際外交中的一些非經濟動機。他們設想，如果他們能夠說明美國政府經常受到許多非經濟動機的推動，那么就可以說，并沒有經濟帝國主義或剝削發(fā)生。

但是，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推論。美國走向世界大國的動力，是為了使自己的經濟自主最大化（不論這種自主是被簡單地視為“國家安全”的表達，還是被視為更具有擴張主義特征的某種行為）。正是美國的這種欲望，導致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工具，創(chuàng)新了它對世界經濟的寄生性竊取方式。美國利用軍事引起的國際收支逆差，向世界大量輸出美元，并吸收外國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了國內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這些外國資產都是外國經濟的制高點，它們以私有化的國有企業(yè)、石油與礦產、公共設施和主要制造業(yè)公司為代表。這再次與傳統(tǒng)的帝國主義觀點恰恰相反，后者主張，帝國主義經濟體尋求對外輸出其國內的過剩產能。

理解當今美元本位制的關鍵在于要認識到，該體制已經成為基于美國財政部借條的債務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黃金形式存在的資產的支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第三世界和其他債務國實行債權國取向的規(guī)則，而對美國卻實行另一套標準。它已制定規(guī)則，使美國作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積累的國際收支逆差貨幣化，而美國的赤字主要是美國政府借自于外國政府及其中央銀行。世界銀行也實行雙重標準，它要求外國的公共部門私有化，同時資助外國提高依賴程度而非自給自足，這首先體現(xiàn)于糧食生產領域。美國政府向歐洲和東亞的中央銀行積欠巨債，而它的投資者卻收購債務經濟體私有化的國有企業(yè)。華盛頓共識一方面要求這些無助的國家實行金融緊縮，另一方面推動美國國內的信貸擴張，制造了真正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這沒有受到日益擴大的美國貿易逆差的任何約束。

21世紀初期正在見證一種新型全球性中央計劃的形成。該計劃并非如“二戰(zhàn)”結束時所預期的那樣通過所有政府，而主要是通過美國政府做出的。其核心和控制機制著落于金融領域，而不是工業(yè)領域。與“二戰(zhàn)”結束時所設想的國際貿易組織不同，當今的世界貿易組織正通過如下方式促進金融投資者的利益：它將外國的貿易收益轉移到美國，而不是提高全世界的勞動力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