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當時醫(yī)藥不好，他在臺灣的省議會里昏倒，現(xiàn)代醫(yī)療條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質訊，因為臺大的經費是臺灣省的，一個議員非常不講理，問他：“你要這么多經費干什么？”他說：“我要蓋房子給學生住?！庇謫査骸盀槭裁匆粋€房間里只能住六個人？為什么課堂不能白天晚上分兩班教？”傅先生回答：“你們能不能把學生當人看？”說完，就倒下了。

張光直在自傳中，有一段說到傅先生。我覺得要為傅先生說一句公道話。

張光直是李濟之最得意的學生。在臺大時，我和張光直很熟。他父親張我軍是臺灣人，在北大教書，在淪陷時期是華北偽政府的教育總裁，所以就列為漢奸。他后來申辯，他是臺灣人，所以是日本國民，這不能叫漢奸，后來沒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臺灣，終究起不來了。光直因此對國民政府很不滿意。后來白色恐怖時期，搜到他手邊有共產黨的書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東西，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因此下了兩個月牢。他那時考上臺大了，還沒有注冊進學校，當局對他也沒有怎么虐待，問問話，放出來已經耽擱時間，不能入學了，第二年才入學，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為我們老師多，學生少，我們都讀古代史，同班上課。

當時已經知道的考古收獲，最重要的是龍山和仰韶，兩大文化系統(tǒng)，一東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陸上的考古曉得龍山坐在源頭上面，是延續(xù)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關系。他就寫信告訴李濟之先生，李先生覺得多少年來的知識，竟有了大變，兩人在這方面有相當?shù)臓庌q，爭辯之后就有點意見。后來李先生到美國來的時候，光直常常成心躲開，兩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終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學生。

在白色恐怖時代，傅斯年先生不準軍警進學校抓人。他的規(guī)矩是：官方必須將學生的罪狀告訴學校，學校派人和軍警一起，找到當事人，依法交法院。張光直的回憶錄里面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以為傅先生是幫助政府抓人，實際上是擋住政府進來自己抓人。光直判斷錯誤，是因為他自己在牢里，不曉得外面的情況。光直對內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間，他還相信官方的報道，以為年成豐收。一個學者的政治警覺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銳的。

終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臺灣人相當懷念日本人，因為日本人的確把臺灣建設成一個不錯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臺灣人當二等公民，臺灣人也知道，不在乎。當時在臺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來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話，六個榻榻米就可以住一個人，八個榻榻米住兩個人。一個榻榻米三尺寬，六尺長，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擠了。臺灣大學的教授們，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溫州街、青田街一帶，舊時日本教員的宿舍。

當時師生關系比較密切，我們常去老師家請教。學生少，老師的房子離學校很近，我有什么問題，老師就說：“你有空到我家來問話?！边@種作風后來沒有了，在大陸也不多。同時代的大陸正是烏煙瘴氣，就是臺大一塊安靜土，那七八年里，培養(yǎng)了一批臺灣人文學科的學者。

我1949年進臺大，1953年本科畢業(yè)，1956年研究所畢業(yè)，一畢業(yè)就進史語所。第一年在臺大外文系時，我也選了很多歷史系的課，后來我讀歷史系，外文系的課照舊聽，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學開同學會一直都沒有丟掉我，最近我們同系同班的學生聚會，還特別湊我在臺灣的日子。

臺大曾經有過研究生，是“教育部”派來借讀的，當時是有研究生而沒有研究所，后來辦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學生也就幾個人。老師還是原班人馬，想選什么課的話，老師可以特別開一門課。

我那時候的興趣是上古史。當時最好的老師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來就對古代史有興趣，小時候是從讀《史記》開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經定下一些讀書的方向，比如我拿《左傳》幾千人中一個人一個人的譜系、經歷，等等，通通做了圖表。用民族學的眼光去讀《禮記》等書，這到今天還是蠻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讀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那幾年工夫，認認真真地讀古書：《春秋》是以《左傳》為主，《公羊傳》、《榖梁傳》稍為差一點，也看看，因為我對經文學不怎么贊成，讀《公羊傳》、《榖梁傳》是為對照《左傳》而言的；《詩經》我是認真看的；“三禮”以《禮記》為主，《周禮》和《儀禮》輔之；四史是以《史記》為主，其他三史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