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節(jié)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結(jié)果，很多聽眾反映他們很喜歡這些清新的作品”。陶曉清在3月10日在中山堂舉辦了一場類似的公開演唱會，“很多聽眾來信要求在‘中廣’節(jié)目中播出中國現(xiàn)代民歌，要求經(jīng)常舉辦類似的活動”。于是，自5月起，陶曉清每周六次六個小時的《熱門音樂》節(jié)目，每個月有一個鐘頭專門介紹“中國現(xiàn)代民歌”的時間。到6月，變成每月兩次，7月增為三次，到8月變成每周一次，到11月則增為每周兩次，而《熱門音樂》本身也增為每周七次七小時。

雖然這種繁榮與陶曉清原先設想的出版唱片、出歌本、開辟電臺節(jié)目、設排行榜的推廣順序不太一樣，然而聽眾的回響似乎已經(jīng)超出她的想像。9月就已有六首歌經(jīng)聽眾自動票選而進入原先是設給西洋熱門音樂的《熱門音樂》本省排行榜，到10月，前二十名當中就有十二首是臺灣現(xiàn)代民歌，并且囊括了前七名。第二年，陶曉清就另外為現(xiàn)代民歌設了專門的排行榜。

現(xiàn)代民歌通過電臺節(jié)目與一般聽眾（以青年學生為主）的互動并不僅止于此，在陶曉清的號召之下，聽眾們開始將自己的作品錄成卡帶寄到電臺發(fā)表，有時在卡帶效果不佳的情況下，也會受邀親自上電臺演唱錄音。這一做法的一個直接作用便是在“新聞局”的歌曲審檢制度尚未施行到電臺節(jié)目之前，使每個潛在匿名的聽眾都有機會變成有名有姓的歌手。

關于選擇的標準，陶曉清曾經(jīng)說過：

只要歌詞平實，不犯嚴重的錯誤，曲子旋律不錯，不是抄襲的，有吉他伴奏，就可以了。為什么評定標準放得這么寬？因為任何一件事情，在剛開始標準定得太嚴格，往往會抹殺人家的興趣，令人望而卻步，不敢輕易參加，目前我們需要大量的歌曲，彼此比較，才能分辨良莠。

同時，以“中國現(xiàn)代民歌”為名的大型演唱會以及相應的座談會也在稍后出現(xiàn)，整合中國現(xiàn)代民歌旗幟下的歌手以及廣播界及文藝界（包括部分音樂界）的參與者，特別是7月的“中國現(xiàn)代民歌”和隨后的座談會，以及12月的“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民歌之夜”，基本上都是陶曉清在策劃與推動。由她負責策劃的《我們的歌》唱片第一、二輯也在洪建全基金會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三千張在12月初即售罄，隨即再版。

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的《中國創(chuàng)作民歌系列——我們的歌》，自1977年10月起發(fā)行，前后共三輯。幾位校園民歌運動初期的大將都在這里頭留下了許多佳作，包括楊弦、胡德夫、吳楚楚、陳屏、楊祖君、朱介英、韓正皓、潘麗莉、任祥等等。

尤其是吳楚楚，即后來成立飛碟唱片公司并與滾石唱片共同主導1980年代臺灣流行樂壇的音樂人，這位彈得一手好吉他并且嗓音獨樹一幟的歌手，留下的錄音作品極其稀少，而最令人回味的《好了歌》與《你的歌》即是出自《我們的歌》。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地政系畢業(yè)的吳楚楚也是喜歡用現(xiàn)代詩入詞的一位創(chuàng)作歌手，比如《我們的歌》第三輯中的《擺渡船上》與《行到水窮處》都是采用周夢蝶的詩作，而《好了歌》是直接采用了《紅樓夢》中曹雪芹的同名詩。

吳楚楚在流行音樂界的地位，堪以“梟雄”來稱謂（張釗維語）。2005年第16屆金曲獎的“特別貢獻獎”頒予吳楚楚，其中甘苦是否得到了回報，唯一人知。

……

中國現(xiàn)代民歌在一連串的抨擊炮火中，原本高層文化文藝界中的支持力量漸漸有改變立場的跡象，直到商品化的校園民歌席卷全島大專院校時，以洪建全文教基金會為代表的支持力量都轉(zhuǎn)向離去了。這也是為什么評論認為商業(yè)介入是民歌運動終結(jié)的原因，但校園歌曲是民歌運動的傳承這一事實，使高層文化的轉(zhuǎn)向只是支持力量的變更，并未改變年輕人“唱自己的歌”這一初衷的延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