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蔡元培才正式被任命為北大校長，這天早上九點他就到陳獨秀下榻的旅館與之相晤相談；同一天蔡元培應信教自由會之邀在中央公園演講，陳獨秀到會聆聽，并以“記者”名義記錄為《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演說》，然后刊之于第2卷第5號《新青年》上（1917年1月1日出版）?？梢韵胂螅@一天蔡陳兩位老友是何等歡欣。陳萬雄說：“這是一非常有象征意義的面晤，蔡之邀陳入北大，陳之首先發(fā)表蔡之文章在《新青年》，表示一校一刊革新力量的結合的開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48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1月版。

同行的汪孟鄒在日記里記下這富有歷史意義的一幕：“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見面，蔡元培就“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zhí)行?！背跷钪?，“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侯”--這是汪孟鄒回上海后對亞東圖書館同人敘說的京華佳話。汪原放他們聽了，感嘆道：這很像“三顧茅廬”哩。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35、36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有趣的是，蔡元培如此倚重陳獨秀，陳仍不想北上，要回上海辦他的《新青年》。他指望以《新青年》來影響全國的思想面貌。蔡元培立即勸他：“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罷?！鄙蛞骸段遗c北大》，《中華文史選輯》第6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4月版。即使如此，陳獨秀仍只勉為其難地答應先試試：“蔡先生約我到北京大學，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約定，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么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試干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xù)干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笔蓿骸蛾惇毿闵近c滴》，《安徽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1輯。按此乃陳北上前與鄰居岳相如所言。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上任后第5天即呈教育部，要求聘請陳為文科學長，呈文稱陳“品學兼優(yōu)堪勝此任”。兩天后的1月13日即獲教育部批準，并于15日在校內公布。試問今日域中有此效率么？

這“消息傳出后，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說“陳先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并無真才實學；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蔡先生對于這些攻擊，態(tài)度鮮明，駁斥是有力的。他說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熟悉陳先生的人也出來說話，說他在文字學考據(jù)方面有素養(yǎng)，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說仲甫先生講文字學，不在太炎先生之下。這樣眾口一詞才慢慢堵住了攻擊者的嘴”。羅章龍：《陳獨秀先生在紅樓的日子》，《新華文摘》1983年8月。

陳獨秀與蔡元培相互倚重的意義，梁漱溟看得很清楚，以至晚年猶說：“自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接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后，北大由死水一潭變成開水一鍋。蔡先生一上任就著手萃集四面八方的人才……陳獨秀先生是佼佼者，當時他確是一員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但是，陳這個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在校內外都有許多反對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惇毿惚绢I再大，在那時的北大，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大力器重、維護和支持，以陳之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腳，而處于無用武之地?！蓖魱|林：《全國政協(xié)委員梁漱溟談蔡元培先生》，《光明日報》1980年3月9日。

近年有些學人好做出奇制勝的文章，如世人皆說蔡元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乃其得意之筆,他們卻說為“最大的敗筆”；世人皆知蔡元培時代從教育部到北大都不奉“唯學歷論”，從魯迅到梁漱溟都沒有大學學歷仍不失為名師，他們偏摳住蔡給教育部呈文說是“偽造假學歷、假履歷，欺騙教育總長”……南呼北應，好不熱鬧。其中過節(jié)，我在《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中已作分解，不再說了。參閱拙著《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第55-56頁。按蔡元培給教育部呈文所附履歷為：“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yè)，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边@倒讓我想起魯迅《狂人日記》中大哥教“狂人”作文的訣竅：“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眾不同’”。

四、陳獨秀眼中的北京與北大學子眼中的陳獨秀

陳獨秀應該是1917年春節(jié)（1月22日舊歷除夕）后，攜《新青年》及妻室搬家到北京箭桿胡同9號，編輯部即設在他的住宅。

其實陳獨秀對北京的印象并不佳。他曾以新從歐洲回來的朋友視角寫了篇《北京十大特色》，大致可代表他的“北京觀”：

有一位朋友新從歐洲回來，他說在北京見了各國所沒有的十大特色：（1）不是戒嚴時代，滿街巡警背著槍威嚇市民。（2）一條很好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3）汽車在很狹的街上人叢里橫沖直撞,巡警不加攔阻。（4）高級軍官不騎馬，卻坐著汽車飛跑，好像是開往前敵。（5）十二三歲的孩子，六十幾歲的老頭兒，都上街拉車，警察不曾干涉。（6）刮起風來灰塵滿天，卻只用人力灑水，不用水車。（7）城里城外總算都是馬路，獨有往來的要道前門橋，還留著一段高低不平的石頭路。（8）分明說是公園，卻要買門票才能進去。（9）總統(tǒng)府門前不許通行，奉軍司令部門前也不許通行。（10）安定門外糞堆之臭，天下第一！陳獨秀：《北京十大特色》，《獨秀文存》第533頁。

或許說這就是陳獨秀居住的北京城。陳獨秀后來還寫過四篇論上海社會的短文，構成他的“雙城記”。相對而言，他認為上海社會環(huán)境齷齪，北京生態(tài)環(huán)境糟糕。不管北京多糟，陳獨秀還是在北京呆下來了，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了，而且并非只是試干三個月就離任。

陳獨秀在北大文科學長任上到底干得怎么樣？后世評價不一。但“評價”多是些干燥的文字。陳獨秀沒有蔡元培、胡適那么幸運，有眾多鐵桿粉絲提供了眾多傳神的故事。陳獨秀在北大上任除那點緋聞生前死后被炒得沸沸揚揚，能見其業(yè)績與性情的文字不多。馮友蘭說的一則軼事，我在《文人陳獨秀》中用過。但版本不一樣，今引的更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