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蔡元培認定“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乃是對何為大學的叩問，那么他所謂“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則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辦好大學的途徑。須知這種教育理念，在國際尤其德、法乃教育通例；在君主專制的中國雖曾是異類，但到近代并非蔡元培“獨得之秘”，可是只有他學得最好，用得最像，這一教育通例的實施，在歐美主要借助于制度；在中國，蔡元培將之與自己學識、人格融為一體，有時更借重他人格的力量。

誠如陳平原所謂：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后，以文科作為推行改革的突破口。蔡校長此舉之深謀遠慮，起碼可以如此解說：首先，北大以文理兩科為中心，理科起步不久，文科則實力雄厚；其次，重點建設理科，所需經(jīng)費遠比改造文科要大得多，非當時窘迫的學校財政所能承擔；再次，就對時代思潮及社會風尚的影響而言，文科無疑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當初蔡校長首先經(jīng)營理科，北大不可能兩三年內煥然一新，并引領時代潮流；最后一點，也許最重要，即，改造文科，乃在校長本人的興趣及能力范圍之內。

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展日益趨于專門化，因此，專家易得，通才難求?？倲埓髮W全局的校長，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專家”?？纯床绦ｉL興趣盎然地談論文學、史學、哲學、美術、音樂、政治、倫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備“高等常識”，你不能不佩服。這樣的大學校長，方才配談“兼容并包”。學識淵博而且興趣廣泛，才能有學術上的前瞻性與判斷力，所謂“識鑒”，所謂“氣度”，均以此為基礎。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124、12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版。

三、蔡元培“三顧茅廬”聘獨秀

蔡元培1917年1月4日到北大視事。

蔡元培早就知道尚處于由京師大學堂向現(xiàn)代大學轉型過程中的“北大太腐敗”,但他更深知一所大學的興衰關鍵在人才。實際未到任，蔡元培一到北京，就先訪問醫(yī)專校長湯爾和詢問北大情況。湯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陳君現(xiàn)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蔡。

湯爾和是陳獨秀留日時抗俄運動中的同學，又儼然浙派學者群中領袖，他的話在同鄉(xiāng)蔡元培（蔡為浙江紹興人）那里是有分量的。但湯畢竟是北大的編外參事，他對蔡元培說：“（北大）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東方雜志》第31卷第1號（1939年1月1日）。夏浮筠是理科學長，沈尹默是預科國文主任。蔡元培決定從文科入手“改革北大”。他聽從湯的指點，專程去拜望了素昧平生的沈尹默。沈尹默是北大的“鬼谷子”，學生看他“很深沉與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jīng)》），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tài)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jīng)手的?！绷_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百年國士》第1卷第55頁。他果然為蔡元培提供了不少金點子。沈又是陳獨秀早年（1910年左右）在杭州“徜徉在湖山之間，相得甚歡”的詩朋酒友，“酒旗風暖少年狂”就是他們當年生活情趣的寫照。沈尹默與湯爾和也過從甚密，他自然也向蔡元培鄭重推薦了老友陳獨秀。據(jù)說文科本科教授馬敘倫（夷初）也在校長面前力挺陳獨秀。

其實蔡、陳本是熟人。早在1904年他們曾經(jīng)同是反清暗殺團的成員。陳獨秀說：“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fā)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從楊篤生、鐘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标惇毿悖骸恫替菝裣壬攀篮蟾醒浴?。1933年陳獨秀在南京獄中，蔡元培為之作《獨秀文存序》時說：“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鐘報》社服務的時候，知陳仲甫君。那時候，我們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識，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不能忘的，是陳君在蕪湖與同志數(shù)人合辦一種白話報，他人逐漸的因不耐苦而脫離了，陳君獨立支持了幾個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辈淘啵骸盯Q獨秀文存序》，《獨秀文存》卷首，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年第9版。蔡元培主編《警鐘日報》與陳獨秀創(chuàng)辦《安徽俗話報》都在1904年，1904年到1933年應是二十九年非蔡先生所寫的二十五年。但他對陳獨秀的“毅力與責任心”印象深刻卻是千真萬確的。1934年蔡元培寫《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提到“我對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仍指辦《安徽俗話報》的事。倒放電影，回到1916年年底，蔡元培“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為文科學長。

《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為“天職”。“翻閱了《新青年》”，蔡元培對湯爾和所說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的話堅信不移；同時更為欣慰的是，陳獨秀的教育思想竟然與他的非常接近。

1915年，陳獨秀針對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弊病，提出了四大教育方針：一、現(xiàn)實主義（植基現(xiàn)實生活，探求人生真理），二、惟民主義（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三、職業(yè)主義（尊重職業(yè)，植產興業(yè)），四、獸性主義（意志頑強，體魄強健，信賴本性，順性率真）。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志》第1卷第2號（1915年10月15日）。這與蔡元培民初在教育總長任上提倡的“五育并舉”（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蔡元培：《對于新教育之意見》，《民主報》1912年2月8日。非常接近。蔡元培進而把軍國民主義劃為體育，實利主義劃為智育，公民道德與世界觀教育劃為德育，他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組合起來就是他在中國教育史最先提出的德、智、體、美四育方針。

蔡元培認定北大“聲名狼藉”，原因“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飭學風。”蔡元培：《致吳稚暉》（1917年1月18日）；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第6頁。顯然，在蔡元培的構想中是讓陳獨秀承擔第二項使命，稍后而至的胡適則承擔第一項使命。因此他是要陳獨秀出任專職文科學長（亦即文學院院長）。君子謀之以道。既然陳獨秀如此對鉚，即使是三顧茅廬，蔡元培也要請他出“隆中”。

恰好當時，陳獨秀與汪孟鄒為亞東圖書館招股事在北京（1916年11月26日自滬出發(fā)，28日抵京）。在蔡元培訪他之前，陳獨秀已與老同學湯爾和、老朋友沈尹默會過面。湯爾和知道陳獨秀住在前門外一家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