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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之死(4)

龍鳳之國 作者:(日)陳舜臣


 在圣王的條件下,儒教允許皇帝獨裁;在恢復人民的人本條件下,儒教也容忍革命。

    話題再回到自殺。

    因人類得不到神靈的保護,一切均需由自己處理,這種思想承認自殺。有人認為剖腹是日本的獨創(chuàng),其實并不是這樣。

    自殺第一號大概是周代的伯夷、叔齊。他們不吃雜谷,在首陽山采集蕨菜,因餓而死。

    “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吾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是伯夷、叔齊所作的歌,他們感嘆在失去古代圣王以后,自己現(xiàn)已沒有歸宿之地。據(jù)此來看他們依賴的不是神靈,而是人間的圣王。圣王不一定在任何時代都能生存,這是神與人的不同之處。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寫道:“天道是耶?非耶?”這是對未必能挽救善良人的天道的譴責。人類譴責的所謂天道,本來就不應是神的旨意。這是指極為冷酷的現(xiàn)實。

    服毒自殺第一號,恐怕是《韓非子》的作者韓非。他遭受競爭對手李斯的讒言,被送來毒藥勸其自殺。

    伍子胥被懷疑對吳王有異心,用賜予的屬鏤劍自刎。

    趙國大夫中也用賜予的劍自殺。

    以上這些都是被迫自殺的,像以死相諫那樣自愿選擇自殺之例也不勝枚舉。

    在《史記·循吏列傳》中可看到,楚國的石奢因放走“犯有殺人罪的父親”,自己代罪自殺的內(nèi)容。在同一《循吏列傳》中,登場人物晉國的李離也因引咎誤判的責任,伏劍身亡。對這兩個人大王都勸說沒有死的必要,而他們卻選擇了死。

    中國歷史充滿這種自殺的記錄。

    1840年7月英國艦隊攻陷定海,揭開了鴉片戰(zhàn)爭的序幕。與此同時也是中國的文武官員、民間人士大量“連續(xù)自殺”序幕的開始。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縣姚懷祥投河自殺。

    “在英國人心目中,這是贊美、尊敬、欺辱交織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個漫長系列序曲的開端。……”

    關(guān)于知縣自殺,西歐史學家這么記述。

    由于觀點不同,他們認為:關(guān)天培、陳化成等戰(zhàn)死諸將也是一種自殺。提督關(guān)天培手下數(shù)千名士兵潰逃,在他周圍戰(zhàn)死者不滿20人。他要是想逃的話,是能夠逃脫的。兩江總督裕謙、金門總兵江繼藝、乍浦副都統(tǒng)長喜等人投河,定海知縣舒恭壽(前面跳河的姚懷祥繼任者)服毒,鎮(zhèn)江副都統(tǒng)海齡在放火燒毀自家后自殺。民間人士投河自殺、縊死者的名單更長。

    英國方面也有人認為:中國人的自殺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來,也會受到軍法處罰,不如自殺為好。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在鴉片戰(zhàn)爭中逃跑的將軍大有人在,被處死刑的卻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一個人。就連將香港拱手獻給英國的琦善也只受到譴責程度的處罰,后來被再次錄用,可以說處罰絕不嚴厲。

    自殺成為形式化的傳統(tǒng),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后方法。據(jù)《史記·酷吏列傳》記載,漢武帝的使者趙禹在勸說御史大夫張湯自殺時說道:“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

    “自為計”涉及到生命,這對基督教徒來說似乎難以理解。

    日本的剖腹被贊美為干脆利索,而中國式自殺則不同,中國式自殺似乎更帶有某種執(zhí)著。

    例如,吳國重臣伍子胥用賜予的劍自殺時說道:“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p>

    他說得如此惡毒。

    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殺。在《孫吳兵法》中與孫子并駕齊驅(qū)的吳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后臺楚悼王死后,被王族和大臣圍攻,吳起跑著撲倒在悼王的尸體上。受命追殺吳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亂箭,吳起被亂箭射死,當然同時會有幾支箭射中悼王的尸體。太子一登基,向吳起射箭的一伙就被新王滿門抄斬,理由是他們向先王的尸體射箭。

    吳起不愧為兵法家,他在臨死的緊要關(guān)頭也想利用兵法向殺害自己的家伙們報仇。

    武帝時代的御史大夫張湯也在自殺時說道:“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p>

    這么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內(nèi)容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可見。三長史與他人共謀陷害張湯一事果然敗露,三長史被處刑。

    武帝在被立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榮是皇太子,這在前面已敘述過。被廢的皇太子榮降為臨江王。在景帝時代,他因拆除祖廟的墻修建王宮之罪而受審。臨江王想向父親寫悔過書,但衙役不給他刀筆。竇嬰可憐臨江王,悄悄遞給他書寫用具。臨江王寫完悔過書后自殺。

    臨死之前想得到刀筆不是為了辯解,寫完后立刻自殺,故成為遺書。他最后只想將自己的想法留下來。

    自殺的人們也想在生死緊要關(guān)頭了卻人事。

    換個角度來說,這種方法的確不干脆。在臨終時,信神者會將自己的一切委托給神。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人類最后只能相信自己。

    “如果連天道都不信,人還能相信什么?司馬遷相信什么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歷史,即《史記》?!?/p>

    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馬遷》中的片段。

    綜上所述,在中國能夠相信的“人”是什么呢?這種“人”也只是一種形式,即只能看成空洞的外形。也就是說,是人完成的事業(yè)。司馬遷的事業(yè)是《史記》,司馬光的事業(yè)是《資治通鑒》,而采桑羅敷的事業(yè)則是與官吏之間所展開的那種舌戰(zhàn)。

    不管多么杰出的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業(yè),他們終將被埋沒,不被人們承認。即便是遺書也行,一定要留下什么。——這也許與中國人喜好記錄有關(guān)。為了防止記錄為零,只能寫下東西來,這也是人們保護尊嚴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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