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此類的新型經(jīng)理人對一般公共利益的態(tài)度如何呢？這里，你確實應該謹慎行事，要認識到，公司領導人的講話有可能是被公共關系部門安排來裝點門面的，而且，一般而言，嘴上說出來的善良意圖，未必總能當真。然而，有的事情似乎已經(jīng)發(fā)生。

大蕭條與此大有關系。美國大公司的高層人士都記得他們在那些日子所遇到的麻煩；盡管一些上了年紀的人腦筋轉不過彎來，依然對華盛頓懷恨在心，而且，今日大權在握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人不曾對政府強加給他們的某些限制咬牙切齒，他們當中年紀更輕、頭腦更靈活的人都打心眼里厭惡1920年代的胡鬧，打定主意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頂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最后，好不容易、但真心實意地認識到了彼得·F·德魯克所提出的原則：“任何政策，只有當它讓社會受益的時候，才有可能讓商業(yè)本身受益。”戰(zhàn)爭與這一變化也有點關系，因為戰(zhàn)爭使得商人、政府人士、勞工領袖、物理學家、社會科學家和五花八門的專業(yè)人士在政府的事業(yè)中走到了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會了互相欣賞對方的能力和觀點。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們的企業(yè)管理者們戴上了光環(huán)；我更喜歡《圣路易郵報》（St. Louis Post Dispatch）的拉爾夫·科格倫在1951年的康寧會議上描寫這些人的態(tài)度時所使用的方式——順便說一句，這次會議涉及了“生活在工業(yè)文明中”的問題，并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讓商人、社會學家及其他學者、新聞記者和政府官員湊到了一起，會議由一家商業(yè)企業(yè)——康寧玻璃公司——舉辦。科格倫先生說：

在我長大成人的時候，“沒有靈魂的”公司是一句很常見術語?！谖业挠猩辏瓦@一點而言，我看到了不同尋常的變化。我不知道是否能說公司已經(jīng)獲得了靈魂，但至少，它們已經(jīng)獲得了聰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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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國公司（無論大?。┎粌H僅是一個經(jīng)濟單位。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個政治單位：大多數(shù)為它工作的人，在他們大多數(shù)工作時間里，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在公司的統(tǒng)治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官員的統(tǒng)治之下。老板——無論是總裁、部門領導、主管，還是領班——是比任何州長或市長都更接近他們的行政權威；公司的業(yè)務法規(guī)——我們已經(jīng)說到過的那套普通法——在他們看來似乎比市里的法令或州和聯(lián)邦的法律都更緊迫地決定著他們的生活和財富。因為公司在他們的工作中定義了他們財產(chǎn)權的范圍，工作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比他們所擁有的任何切實的財產(chǎn)更多的東西，公司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工作日復一日地給他們帶來的滿足的總量。這部業(yè)務法規(guī)，無論是由管理層單獨訂立，還是由管理層與工會之間的合同所訂立，它都不僅控制著他們，而且還間接地控制著他們的家人，所以，當瓊斯先生或米勒小姐跳槽的時候，他們的日常生活模式和他們的世界觀因此而受到的強烈沖擊，就好像他們從一座城市搬遷到另一座城市一樣。

公司也是一個社會單位，一個社區(qū)。從俄亥俄州的一座小鎮(zhèn)來到費城參加工作的女孩，實際上清楚地知道，在她的新同事和她的朋友們當中，她或許可以找到自己愿意嫁的男人；當她開始與本部門的其他女孩一起外出吃飯的時候，她就逐步被帶進了一個新的社會。從克里夫蘭的工廠被調到堪薩斯城的工廠的年輕男人，也清楚地知道，他在堪薩斯城的社會生活，大部分是圍繞他在廠內結交的友誼而構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