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曖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廣東人民出版社），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十多家報刊媒體予以報道。我個人接到了多封讀者來信，對此書表示贊賞，甚至還有將它與《菊與刀》相提并論的。前《每日新聞》駐京記者、東海大學教授辻康吾先生在東京讀到此書后，輾轉打聽到我的國內地址，通過越洋電話與我交流，還親自到北京與我切磋，商談翻譯事宜。辻先生認為：此書擺脫了中國人認識日本一貫的“為友好而友好，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較真實客觀地講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書會有如此的轟動效應，作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員，我知道這本書的分量。公平地說，初版《曖昧的日本人》對日本生活的觀察、對日本文化的感悟雖不無獨到之處，但學養(yǎng)的匱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達的粗糙，都是顯而易見的。即便如此，對于我來說，它的意義還是不可小覷。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受出國狂潮的裹挾，我來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間當過清掃工、應侍生、售貨員，在東京大學當過訪問學者，在畫廊兼過職，接觸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體驗了異域生活的辛酸與激動。四年的留日生涯，給我的最大收獲，是一種全新的人生經驗與眼光，中日兩國文化表層的相似、深層的差異在我眼前次第展開，這些都為《曖昧的日本人》誕生埋下伏筆。

寫到這里，可以引出另一個有意思的話題。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對日本的知識可以說近于零，連日語都是到那兒以后才學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覺，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種記憶被激活的感覺，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親切。后來我發(fā)現，這種感覺并非空穴來風，而有地緣文化學的根據。幅員遼闊的中國與日本地理風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國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戴季陶、夏丏尊、豐子愷、陶晶孫……可以開出一大串名字來。還有一個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詩人，是留學歐美的，與日本素無淵源，滿腦子的“康橋”、“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爾短暫的訪日，使他靈感四溢，寫出十八首燴炙人口的《沙揚娜拉》，將東瀛女子的溫柔嫵媚演繹得栩栩如生，無疑是得力于地緣的紐帶。作為同鄉(xiāng)，我不敢與這些名家相提并論，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種共通的感覺，卻是可以體味到的。

1993年春，我?guī)е畮紫淙瘴膱D書回國，開始反芻四年的東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閱讀有關日本文化書籍的過程中，許多當時沒有明確意識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變得清晰起來，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為整體的理性的思索。我陸續(xù)寫出幾十篇散文隨筆，在《南方周末》、《中國科技報》、《萌芽》、《美文》等報刊雜志上發(fā)表。數年后，一位來自廣東的書商找上門來，約我寫一部關于日本人的書，正合我的心意。經過九個月的努力，便有《曖昧的日本人》問世。

寫完《曖昧的日本人》之后，我開始研究中國現代留日文學，此舉是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國人日本觀的變遷。通過大量閱讀作品，我發(fā)現：這一百年來，中國作家筆下的日本人，經歷了漫畫化→妖魔化→符號化這樣幾個階段，與真實的日本總是隔一層。這種描寫必然誤導民眾對日本的認識，然而這未嘗不是中國民眾對日本的集體想象的一部分。在這種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殺不不眨眼的惡魔，如“豬頭小隊長”、“毛驢大隊長”、“貓眼司令”，要么是溫文爾雅、成天蹶屁股行禮的謙謙君子。這種分裂無疑是近代以降險惡的中日關系造成的。在這樣背景下，個別知日家冷靜的眼光不能不顯得格外可貴，遺憾的是，他們對日本的真知灼見往往淹沒在歷史的塵煙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中日關系處于“政冷經熱”的重要轉折關頭，幾家出版社約我重版《曖昧的日本人》，給了我一次彌補遺憾的機會。書稿經過較大幅度的修訂，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繁體字版。再版的《曖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識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時，增強了學理性，融入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顯示出一定的學術底蘊。2007年8月鳳凰衛(wèi)視讀書頻道就《曖昧的日本人》作了專題介紹。

《曖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過去，這段時間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國近代留學生文學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鬧的騾子--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化》兩部著作。在中日比較文化、中西比較文化的開闊視野中，我對日本文化的認識逐步深入。我發(fā)現，有兩種觀念深刻制約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一個是大中華主義，一個是大西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