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還存在著“另一個威爾遜”，這個男人具有強烈的自尊，對其他的人，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抱有真切的關愛。這就是那個在普林斯頓作為一個學生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實現(xiàn)著自己的威爾遜；他在這里從事著出色的教學和寫作工作，并由于成績顯著而被六所大學聘為校長，最后他接受了任命，成為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給他母校注入了新的目標和刺激因素，同時也留下了改革的持久烙?。凰谛聺晌髦菀圆呗灾苿冱h首，從而得以推行他的改革計劃；在1912年，他領導他的少數黨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在1916年他又重演了這一幕；他在華盛頓親自掌控立法項目的通過，穩(wěn)步結成被認為是不可能達成的聯(lián)盟，正面進攻或側翼包抄對手，充分地履行他對選民的承諾；他以高度靈活的戰(zhàn)略，從1912年開始，使民主黨從鄉(xiāng)野的、個人主義的和保守的組織，變成1916年的更加自由主義的、集體主義的和具有都市精神的政黨；當他想要說服人們時，他經常展現(xiàn)一種能夠激發(fā)人們的超凡的能力；任何一屆總統(tǒng)都沒有能夠像他那樣，帶給白宮一個明確而又深思熟慮的政治領導概念；他不但是社會力量的疏導者和催化劑，而且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領導者，他在教育政策、政府工作、政黨和立法導向以及為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而付出的努力等方面，都翻新改造了他的政治世界。

　　眾所周知，1919—1920年，威爾遜在成立國際聯(lián)盟問題上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奠定了他在人們心目中頑固而獨斷的個人形象。在此，歷史又一次開起了玩笑；這位甚至在20世紀40年代被好萊塢拍成電影的有原則的英雄人物，卻在20世紀50年代變成氣量狹小而又剛愎自用的人物；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又變成公司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的帝國主義代言人（將來的定論可能會再次改變這個形象）。人們可能會感到，無論他有什么失誤，如何缺乏靈活性，威爾遜的確也對他的對手做出了讓步——尤其是對以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共和黨人——但是，他始終沒有能夠贏得亨利·凱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這位在國會的權力體系中掌握實權的保守的共和黨領導人的支持。通過與那個貪得無厭的對手的一再妥協(xié)，他可能錯失了這個他原本要在1919年的全國巡回演講和1920年的大選中提交給美國人民的議題。錯失只是短期的，他本來可以挽救這項在將來人民可能會支持的事業(yè)，而不是放棄這個至關重要的集體安全原則，因此他錯失的不僅是國聯(lián)，而且也錯失了這個議題。

　　威爾遜對這一議題的處理，不能脫離1919—1920年間短期的國會和選舉的狀況，當然也不能脫離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長期戰(zhàn)略，當時，有關“殉道總統(tǒng)”（martyred President）的可怕預言將會變成現(xiàn)實；隨著希特勒的征服行動，一種新的國際主義將會產生，這也將為美國參加一個新的世界組織奠定基礎。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為什么這個專橫的政治家竟然如此一敗涂地，沒有能夠實現(xiàn)他所珍視的直接目標——讓美國成為國際聯(lián)盟中的一員。在分析這一謎團時，回憶一下下列內容可能是有所助益的，盡管自尊程度低會讓一些潛在的領導者喪失領導能力，它也可以驅動其他潛在的領導者去追求名望和榮耀，以便克服他人對自己存在價值的懷疑。威爾遜似乎始終就是這種情況。喬治夫婦認為，“他需要他的朋友來證實他對自己的偉大命運及人生價值的信仰——這種信仰如此容易被外部的攻擊所動搖，只是因為他的內心深處曾遭受過殘酷的折磨。他需要他們頌揚他的大公無私的理想主義，特別是當他的詆毀者粗暴地剝除他精心裝飾的合理化偽裝時，尤其需要其他人的稱頌”。在挑戰(zhàn)像洛奇這樣的反對派時，他可能始終表現(xiàn)出了一種征服對手的需要，而這是為了證明他作為一個領導者具有的杰出才能。羅伯特·圖克爾（Robert Tucker）注意到，他一旦獲得一種特定的領導角色，“就立刻利用這種領導角色來支持或者推行新的想法、對新政策的嘗試和新的計劃，如果取得成功，那么所有這些將為他帶來更大的榮耀，很可能會為他開辟通往更高的領導地位的路徑，同時帶給他為取得進一步的領導成功的更大機遇”。這樣一種對領導的理解的確頗有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