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zhàn)。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干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于謹小慎微和腐化墮落的人。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業(yè)，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分裂其對手的努力只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fā)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貽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yǎng)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傊逭K于發(fā)現(xiàn)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tǒng)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xié)。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采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筑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十三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四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五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zhí)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于他們呼吁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tài)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1］ 最后，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系。其他許多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后透露，計劃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guī)模擴軍的費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xié)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里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fā)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xiàn)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于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fā)現(xiàn)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并不完全明確和前后一致，有些捍衛(wèi)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年，它們是中國出現(xiàn)的最接近于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tài)發(fā)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后的反清大聯(lián)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沖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憲友會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愿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fā)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后，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愿者領袖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針”。［2］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個省的四十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諮議局聯(lián)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十六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tǒng)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xié)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愿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tǒng)主義兼?zhèn)洌珒烧邲Q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并且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后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象梁啟超、孫洪伊、蒲殿?。ㄋ拇ㄊ≈J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闿（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fā)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tǒng)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云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fā)起和進行協(xié)調的行動。它致力于統(tǒng)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xù)受到公眾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諮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干部也是省諮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xiàn)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tǒng)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tài)度以及利益（包括對象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yè)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xié)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同盟會中部總會
清政府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后，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qū)，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布鐵路國有化命令后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仆仆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tǒng)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訂出合作的細節(jié)和成立一個聯(lián)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fā)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于孫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卷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于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并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游”，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xié)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象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后來的會員，以及更后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后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tǒng)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準的規(guī)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guī)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于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于孫中山的意志。［3］ 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fā)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fā)動大起義。一個復雜的計劃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劃以湖北為行動中心，并往北向陜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fā)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象發(fā)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fā)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tài)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lián)合指揮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危機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劃的細節(jié)公開后，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布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愿和集會并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4］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5］ 的憲友會休會，并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并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6］ 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7］ 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xié)商或妥協(xié)進行統(tǒng)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沖突逐步升級，最后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卷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諮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諮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zhàn)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議員屬于上層階級（三十五名有高級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四十二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于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yè)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yè)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伙人）。這些有事業(yè)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諮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諮議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統(tǒng)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8］ 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范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fā)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并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fā)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并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采取什么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并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劃；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xié)商。后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準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tǒng)，竟然到了乞靈于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借口，后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jiān)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動突然地爆發(fā)，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于與四川紳士有聯(lián)系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于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態(tài)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xù)。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于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tài)的發(fā)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警察所和稅務所，開監(jiān)劫倉，并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劃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
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十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fā)騷亂時，四川處于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于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干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xiàn)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劃，并且愿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象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fā)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tài)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劃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于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劃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fā)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后，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fā)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于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xiàn)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xié)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訂出了當天晚上的計劃，然后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里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zhàn)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三百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并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里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zhàn)斗在刮風的、時斷時續(xù)的雨夜激烈進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并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布成立共和國。他們還采用新的歷法，改宣統(tǒng)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后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tǒng)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fā)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zhàn)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xié)的統(tǒng)領，受過現(xiàn)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盡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tài)急轉直下變得有利于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并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里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fā)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采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zhèn)的控制。黎元洪的態(tài)度最后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后到達武漢時，黎元洪并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wěn)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tài)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xié)的姿態(tài)。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于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guī)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xié)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現(xiàn)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的熱情，有助于說明湖北諮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諮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諮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于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闿是同科進士。他與后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并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zhàn)斗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盡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一位以忠于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斗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xù)性和一個穩(wěn)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后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們本省的事態(tài)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fā)展。
革命之謎
我們的敘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里，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后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后的七個星期中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于省當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諮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系。這些關系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wěn)定。執(zhí)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并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沖突的利害關系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xiàn)了一個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fā)展中的利害關系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tài)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復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fā)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諮議局議員協(xié)同行動，并得到后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xiàn)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伙同紳士和諮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系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諮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側身于新統(tǒng)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guī)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于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wěn)定而出現(xiàn)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征。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余勢力妥協(xié)。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9］ 一個與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系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布成立漢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后不到一個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布獨立后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xù)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lián)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tǒng)”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么傳統(tǒng)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現(xiàn)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諮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于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fā)現(xiàn)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fā)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后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范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于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至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tài)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fā)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于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后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匯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贊袁世凱。［10］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于他是否將擔任總統(tǒng)，而在于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jié)M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里接受統(tǒng)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擔任總統(tǒng)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tǒng)。談判和時斷時續(xù)的戰(zhàn)斗同時持續(xù)到12月2日實行停戰(zhàn)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地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xié)議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并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tǒng)。此時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于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xié)議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于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tǒng)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愿繼續(xù)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tǒng)的職務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jié)M洲人喪失權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墒沁@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穩(wěn)定。［11］ 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wěn)定還歸因于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愿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于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tǒng)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xiàn)。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么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么幫助的對象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后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夸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tǒng)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么，而他任總統(tǒng)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響的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采取的。張謇在1911年11月終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于象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于象中國這樣大而復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fā)現(xiàn)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xié)。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tǒng)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wèi)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xié)定。每個協(xié)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xié)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后批準，于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xié)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開同意的協(xié)議是一樣的”。［12］ 那么，為什么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xié)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wěn)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fā)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于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tǒng)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會發(fā)現(xiàn)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zhàn)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愿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于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zhàn)，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后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里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tǒng)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13］ 兩天以后，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tǒng)。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tǒng)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xié)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后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14］ 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lián)系，暫定國旗（最后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后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贊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并協(xié)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斗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后就處于僵持狀態(tài)。當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時即行?；?。［15］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tǒng)的短暫時期中并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xù)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后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并在三個星期后滿洲人終于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tǒng)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tǒng)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chuàng)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們憑借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托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tǒng)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wèi)者除了戰(zhàn)斗外別無其他選擇?！岸胃锩保ㄟ@個時期是反袁）爆發(fā)于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zhèn)壓了，從而標志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張書生、楊品泉譯）
?。?］ 陳志讓：《袁世凱》，第82頁。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7頁。這一節(jié)還取材于張玉法的嚴謹的研究（見第581頁注①）。關于社會精英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控制革命的論點，見汪榮祖：《江蘇省的民眾騷亂與辛亥革命》，載《近代中國》，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頁。
?。?］ 關于中部總會的章程、會員和宣言，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武昌首義》，第1冊第2—11頁。又見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雜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頁。
?。?］ 這一事件與有關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頁）中有非常詳細的討論。
?。?］ 同上，第188頁。
?。?］ 同上，第208頁。
?。?］ 同上，第215—216頁。
［8］ 《中國的憲法建議》，載《北華捷報》，1910年9月9日，第598頁。《北華捷報》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間，分十一部分對滿人的憲法作了詳盡的研究。9月9日、16日和23日發(fā)表的最后三部分論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關系和諮議局的問題。
?。?］ 瑪麗安·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100頁。
［10］ 僚佐為蔡廷幹，他對革命派年歲甚輕的印象甚深，甚至超過了對他們的不妥協(xié)的共和主義的印象。在與他會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齡最大，為48虛歲。見西里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第230—231頁。
?。?1］ 見陳志讓的《袁世凱》以及下面幾篇文章。麥金農：《梁士詒和交通系》，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頁；《北洋軍、袁世凱和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頁；池井優(yōu)：《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頁。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tǒng)寶座》，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19—442頁。
?。?2］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34頁。
?。?3］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臺北），第3冊第428頁。
?。?4］ 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tǒng)寶座》，第435頁。
?。?5］ 論述這次事件的有關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華盛頓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第106—109頁。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筑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十三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四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五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zhí)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于他們呼吁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tài)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1］ 最后，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系。其他許多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后透露，計劃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guī)模擴軍的費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xié)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里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fā)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xiàn)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于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fā)現(xiàn)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并不完全明確和前后一致，有些捍衛(wèi)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年，它們是中國出現(xiàn)的最接近于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tài)發(fā)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后的反清大聯(lián)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沖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憲友會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愿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fā)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后，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愿者領袖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針”。［2］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個省的四十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諮議局聯(lián)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十六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tǒng)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xié)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愿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tǒng)主義兼?zhèn)洌珒烧邲Q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并且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后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象梁啟超、孫洪伊、蒲殿?。ㄋ拇ㄊ≈J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闿（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fā)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tǒng)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云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fā)起和進行協(xié)調的行動。它致力于統(tǒng)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xù)受到公眾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諮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干部也是省諮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xiàn)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tǒng)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tài)度以及利益（包括對象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yè)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xié)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同盟會中部總會
清政府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后，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qū)，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布鐵路國有化命令后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仆仆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tǒng)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訂出合作的細節(jié)和成立一個聯(lián)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fā)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于孫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卷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于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并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游”，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xié)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象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后來的會員，以及更后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后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tǒng)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準的規(guī)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guī)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于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于孫中山的意志。［3］ 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fā)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fā)動大起義。一個復雜的計劃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劃以湖北為行動中心，并往北向陜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fā)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象發(fā)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fā)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tài)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lián)合指揮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危機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劃的細節(jié)公開后，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布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愿和集會并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4］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5］ 的憲友會休會，并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并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6］ 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7］ 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xié)商或妥協(xié)進行統(tǒng)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沖突逐步升級，最后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卷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諮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諮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zhàn)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議員屬于上層階級（三十五名有高級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四十二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于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yè)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yè)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伙人）。這些有事業(yè)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諮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諮議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統(tǒng)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8］ 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范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fā)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并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fā)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并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采取什么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并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劃；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xié)商。后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準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tǒng)，竟然到了乞靈于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借口，后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jiān)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動突然地爆發(fā)，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于與四川紳士有聯(lián)系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于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態(tài)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xù)。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于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tài)的發(fā)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警察所和稅務所，開監(jiān)劫倉，并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劃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
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十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fā)騷亂時，四川處于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于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干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xiàn)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劃，并且愿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象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fā)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tài)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劃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于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劃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fā)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后，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fā)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于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xiàn)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xié)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訂出了當天晚上的計劃，然后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里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zhàn)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三百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并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里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zhàn)斗在刮風的、時斷時續(xù)的雨夜激烈進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并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布成立共和國。他們還采用新的歷法，改宣統(tǒng)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后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tǒng)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fā)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zhàn)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xié)的統(tǒng)領，受過現(xiàn)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盡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tài)急轉直下變得有利于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并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里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fā)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采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zhèn)的控制。黎元洪的態(tài)度最后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后到達武漢時，黎元洪并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wěn)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tài)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xié)的姿態(tài)。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于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guī)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xié)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現(xiàn)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的熱情，有助于說明湖北諮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諮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諮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于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闿是同科進士。他與后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并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zhàn)斗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盡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一位以忠于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斗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xù)性和一個穩(wěn)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后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們本省的事態(tài)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fā)展。
革命之謎
我們的敘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里，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后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后的七個星期中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于省當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諮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系。這些關系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wěn)定。執(zhí)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并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沖突的利害關系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xiàn)了一個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fā)展中的利害關系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tài)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復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fā)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諮議局議員協(xié)同行動，并得到后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xiàn)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伙同紳士和諮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系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諮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側身于新統(tǒng)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guī)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于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wěn)定而出現(xiàn)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征。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余勢力妥協(xié)。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9］ 一個與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系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布成立漢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后不到一個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布獨立后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xù)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lián)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tǒng)”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么傳統(tǒng)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現(xiàn)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諮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于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fā)現(xiàn)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fā)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后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范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于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至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tài)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fā)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于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后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匯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贊袁世凱。［10］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于他是否將擔任總統(tǒng)，而在于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jié)M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里接受統(tǒng)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擔任總統(tǒng)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tǒng)。談判和時斷時續(xù)的戰(zhàn)斗同時持續(xù)到12月2日實行停戰(zhàn)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地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xié)議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并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tǒng)。此時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于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xié)議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于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tǒng)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愿繼續(xù)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tǒng)的職務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jié)M洲人喪失權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墒沁@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穩(wěn)定。［11］ 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wěn)定還歸因于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愿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于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tǒng)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xiàn)。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么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么幫助的對象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后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夸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tǒng)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么，而他任總統(tǒng)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響的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采取的。張謇在1911年11月終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于象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于象中國這樣大而復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fā)現(xiàn)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xié)。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tǒng)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wèi)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xié)定。每個協(xié)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xié)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后批準，于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xié)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開同意的協(xié)議是一樣的”。［12］ 那么，為什么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xié)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wěn)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fā)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于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tǒng)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會發(fā)現(xiàn)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zhàn)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愿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于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zhàn)，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后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里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tǒng)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13］ 兩天以后，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tǒng)。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tǒng)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xié)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后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14］ 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lián)系，暫定國旗（最后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后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贊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并協(xié)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斗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后就處于僵持狀態(tài)。當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時即行?；?。［15］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tǒng)的短暫時期中并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xù)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后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并在三個星期后滿洲人終于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tǒng)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tǒng)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chuàng)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們憑借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托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tǒng)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wèi)者除了戰(zhàn)斗外別無其他選擇?！岸胃锩保ㄟ@個時期是反袁）爆發(fā)于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zhèn)壓了，從而標志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張書生、楊品泉譯）
?。?］ 陳志讓：《袁世凱》，第82頁。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7頁。這一節(jié)還取材于張玉法的嚴謹的研究（見第581頁注①）。關于社會精英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控制革命的論點，見汪榮祖：《江蘇省的民眾騷亂與辛亥革命》，載《近代中國》，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頁。
?。?］ 關于中部總會的章程、會員和宣言，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武昌首義》，第1冊第2—11頁。又見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雜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頁。
?。?］ 這一事件與有關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頁）中有非常詳細的討論。
?。?］ 同上，第188頁。
?。?］ 同上，第208頁。
?。?］ 同上，第215—216頁。
［8］ 《中國的憲法建議》，載《北華捷報》，1910年9月9日，第598頁。《北華捷報》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間，分十一部分對滿人的憲法作了詳盡的研究。9月9日、16日和23日發(fā)表的最后三部分論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關系和諮議局的問題。
?。?］ 瑪麗安·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100頁。
［10］ 僚佐為蔡廷幹，他對革命派年歲甚輕的印象甚深，甚至超過了對他們的不妥協(xié)的共和主義的印象。在與他會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齡最大，為48虛歲。見西里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第230—231頁。
?。?1］ 見陳志讓的《袁世凱》以及下面幾篇文章。麥金農：《梁士詒和交通系》，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頁；《北洋軍、袁世凱和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頁；池井優(yōu)：《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頁。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tǒng)寶座》，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19—442頁。
?。?2］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34頁。
?。?3］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臺北），第3冊第428頁。
?。?4］ 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tǒng)寶座》，第435頁。
?。?5］ 論述這次事件的有關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華盛頓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第106—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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