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軍
清代的軍事現(xiàn)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二十世紀頭十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chǎn)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訂了一套通過筆試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征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1］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qū)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tǒng)觀念。他們終于接受了……戰(zhàn)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痹S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2］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平，班長們都會寫字。③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xù)，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xù)來自農(nóng)民家庭。對游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guān)系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fā)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guān)心國家又關(guān)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盡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xiàn)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圍內(nèi)，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fā)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里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后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lián)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后，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guān)系密切（但與同盟會關(guān)系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jù)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至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diào)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創(chuàng)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zhuǎn)向新軍征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jīng)鎮(zhèn)壓了一批聲稱有權(quán)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zhèn)壓。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憲政計劃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劃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zhàn)。
這種挑戰(zhàn)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后出現(xiàn)的。隨著她對政權(quán)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guī)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fā)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并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zhèn)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后者也發(fā)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托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jīng)趨向反滿。［3］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fā)現(xiàn)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并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xiàn)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4］ 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diào)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jīng)常被替換或解職；監(jiān)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guī)定普遍從嚴執(zhí)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zhuǎn)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并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nèi)即已有約四百名新成員入社。該區(qū)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xù)發(fā)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fā)一份。武漢三鎮(zhèn)各設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里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xié)調(diào)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名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保?］ 需要有一些調(diào)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后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diào)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紳士和省諮議局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tài)度軟弱而受到攻擊，諮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十六個省立憲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組成諮議局聯(lián)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三十二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愿后，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布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nèi)閣。但政府態(tài)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jié)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shù)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愿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愿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并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愿態(tài)度轉(zhuǎn)變?yōu)闋幦「笞兏锏钠惹幸?。這些請愿自始至終強調(diào)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tǒng)一和主權(quán)的威脅、經(jīng)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詞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jīng)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后，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后，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zhàn)”，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6］ 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fā)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并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7］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斗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fā)現(xiàn)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jīng)覺醒……此后的行動，已不如請愿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保?］ 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jié)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zhuǎn)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fā)，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于“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于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zhàn)，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lián)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于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墻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諮議局議員年輕，并且更傾向于西方）特別有戰(zhàn)斗性。商人曾經(jīng)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愿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愿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并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fā)起這個運動。他們又象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并成省聯(lián)合會甚至全國聯(lián)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fā)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革命組織
這個潛在聯(lián)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guān)鍵時刻發(fā)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jīng)郁積了好幾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jīng)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后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nèi)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wèi)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于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劃，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范圍轉(zhuǎn)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gòu)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劃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nèi)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jīng)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fā)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nèi)就失敗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jié)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quán)自己卻觸發(fā)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1］ 關(guān)于這方面的總的研究，有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wèi)軍》兩部著作；陳旭麓和勞紹華的《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10—119頁，540—646頁；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載《現(xiàn)代亞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頁。關(guān)于湖北的材料，見約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載《東方文獻》，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頁；以及《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頁；維第亞·杜特的《武昌首義第一周》，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83—416頁；波多野善大的《新軍》，載同上著作，第365—382頁；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頁及以后；馮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載《華裔學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頁。關(guān)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見波多野善大的《新軍》，第374—375頁和377—378頁；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第15—27頁；C.H.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威廉·約翰遜的《辛亥革命在云貴》（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謝文孫的《辛亥革命在廣東》（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唐納德·薩頓的《1909—1925年滇軍的興衰》（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 張國燾：《中國共產(chǎn)黨的興起》，第1冊第20頁。
?。?］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頁）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第114頁）提出，到1911年，約三分之一的湖北新軍是革命派。
?。?］ 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89—196頁）中有詳細的討論。可與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第76—77頁）和李恩涵的《中國革命的基礎》（第189—192頁）中較老和較正統(tǒng)的解釋作比較。關(guān)于湖南的事件，見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頁；以及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頁。
［5］ 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頁。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分歧究竟關(guān)鍵到什么程度是特別難以確定的。雖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進展，但日知會曾被一個歸國留日學生所出賣。劉認為，以后的組織“對海外留學生的可靠性有點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頁。
?。?］ 張朋園：《立憲派》，載《革命中的中國》，第172—173頁。
［7］ 歐內(nèi)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載費維愷、羅茲和芮瑪麗合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248頁。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1—113頁。
清代的軍事現(xiàn)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二十世紀頭十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chǎn)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訂了一套通過筆試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征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1］ 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qū)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tǒng)觀念。他們終于接受了……戰(zhàn)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痹S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2］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平，班長們都會寫字。③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xù)，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xù)來自農(nóng)民家庭。對游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guān)系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fā)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guān)心國家又關(guān)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盡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xiàn)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圍內(nèi)，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fā)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里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后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yè)。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lián)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后，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guān)系密切（但與同盟會關(guān)系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jù)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至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diào)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創(chuàng)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zhuǎn)向新軍征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jīng)鎮(zhèn)壓了一批聲稱有權(quán)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zhèn)壓。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憲政計劃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劃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zhàn)。
這種挑戰(zhàn)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后出現(xiàn)的。隨著她對政權(quán)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guī)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fā)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并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zhèn)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后者也發(fā)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托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jīng)趨向反滿。［3］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fā)現(xiàn)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并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xiàn)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4］ 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diào)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jīng)常被替換或解職；監(jiān)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guī)定普遍從嚴執(zhí)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zhuǎn)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并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nèi)即已有約四百名新成員入社。該區(qū)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xù)發(fā)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fā)一份。武漢三鎮(zhèn)各設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里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fā)現(xiàn)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xié)調(diào)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名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保?］ 需要有一些調(diào)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后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diào)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紳士和省諮議局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tài)度軟弱而受到攻擊，諮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十六個省立憲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組成諮議局聯(lián)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三十二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愿后，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布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nèi)閣。但政府態(tài)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jié)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shù)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愿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愿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并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愿態(tài)度轉(zhuǎn)變?yōu)闋幦「笞兏锏钠惹幸?。這些請愿自始至終強調(diào)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tǒng)一和主權(quán)的威脅、經(jīng)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詞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jīng)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后，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后，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zhàn)”，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6］ 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fā)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并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7］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斗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fā)現(xiàn)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jīng)覺醒……此后的行動，已不如請愿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保?］ 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jié)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zhuǎn)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fā)，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于“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于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zhàn)，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lián)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于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墻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諮議局議員年輕，并且更傾向于西方）特別有戰(zhàn)斗性。商人曾經(jīng)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愿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愿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并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fā)起這個運動。他們又象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并成省聯(lián)合會甚至全國聯(lián)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fā)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革命組織
這個潛在聯(lián)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guān)鍵時刻發(fā)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jīng)郁積了好幾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jīng)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后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nèi)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wèi)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guān)進監(jiān)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于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劃，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范圍轉(zhuǎn)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gòu)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劃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nèi)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jīng)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fā)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nèi)就失敗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jié)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quán)自己卻觸發(fā)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1］ 關(guān)于這方面的總的研究，有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wèi)軍》兩部著作；陳旭麓和勞紹華的《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10—119頁，540—646頁；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載《現(xiàn)代亞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頁。關(guān)于湖北的材料，見約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載《東方文獻》，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頁；以及《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頁；維第亞·杜特的《武昌首義第一周》，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83—416頁；波多野善大的《新軍》，載同上著作，第365—382頁；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頁及以后；馮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載《華裔學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頁。關(guān)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見波多野善大的《新軍》，第374—375頁和377—378頁；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第15—27頁；C.H.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威廉·約翰遜的《辛亥革命在云貴》（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謝文孫的《辛亥革命在廣東》（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唐納德·薩頓的《1909—1925年滇軍的興衰》（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 張國燾：《中國共產(chǎn)黨的興起》，第1冊第20頁。
?。?］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頁）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第114頁）提出，到1911年，約三分之一的湖北新軍是革命派。
?。?］ 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89—196頁）中有詳細的討論。可與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第76—77頁）和李恩涵的《中國革命的基礎》（第189—192頁）中較老和較正統(tǒng)的解釋作比較。關(guān)于湖南的事件，見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頁；以及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頁。
［5］ 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頁。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分歧究竟關(guān)鍵到什么程度是特別難以確定的。雖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進展，但日知會曾被一個歸國留日學生所出賣。劉認為，以后的組織“對海外留學生的可靠性有點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頁。
?。?］ 張朋園：《立憲派》，載《革命中的中國》，第172—173頁。
［7］ 歐內(nèi)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載費維愷、羅茲和芮瑪麗合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248頁。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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