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從西方采納某些東西。為此，某些政府官員必須通曉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學士研究西學。它把留學生召回本國，授予官職，還為由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推薦的那些人開了一次經(jīng)濟特科考試。［1］
在實行這一權(quán)宜措施的同時，政府企圖在選擇官員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自七世紀以來，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就已規(guī)定了文字考試，人們通過這種考試就有資格成為高級文職官員?？婆e曾經(jīng)是一種優(yōu)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時間的實踐中逐步趨于完善。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它的大部分試題要求人們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尋章摘句，然后加以釋義和說明。在明清時代，每一部儒家經(jīng)典都有官方的注釋，它們是科舉用的欽定版本。結(jié)果，應考人得努力把各經(jīng)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釋都死記硬背下來?？婆e考試就僅僅成了記誦之學與書寫能力的考試，它要求的不是邏輯性強和論點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著駢偶和典故的華麗詞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段，寫成所謂的“八股”體。甚至字跡也必須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說中國所有的學生學習都是為了科舉考試，決非言過其實。無怪乎在正統(tǒng)教育下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呆板、因襲和沒有創(chuàng)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希望得到一個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人呢？
顯然，改革考試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開始廢除八股文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jīng)》以及論述中國歷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shù)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試中開始實行。
其次，政府認識到需要一種西式公立學校制度，決定把書院改建為西式學堂。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張之洞和盛宣懷就提倡過這種學堂，而且他們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這種學堂。然而，幾乎不可能使學生入學，因為教育的最強烈的動機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為了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政府同意給予學堂畢業(yè)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2］
清政府也鼓勵學生去國外學習，因為將要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學堂中缺乏合格的師資。從國外延請教師花費太大；此外，即使花費大量錢財，也難于得到好的外國教師；因此，較快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學生出國。特別是鼓勵到日本去留學。與去西方相比較，去日本的旅費和生活費都便宜得多，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文字，習俗又相近（見第六章）。另外，人們認為西方文化幾乎已原樣傳入日本，因此就沒有多大必要費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見，教育改革是從改革科舉、創(chuàng)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的。沿著這個方向，新學堂越辦越多，但是它們的課程和學習年限差別很大。政府認為有統(tǒng)一標準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為模式的學堂行政管理規(guī)章。在這種制度下，學堂正規(guī)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為7至12虛歲的學生開辦初等小學堂，為12至16虛歲的學生開辦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則為16至21虛歲的學生開設。高等學堂收21至24虛歲的學生。分科大學則收24至28虛歲的學生，最高一級則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yè)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yè)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yè)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這就使新式學堂的畢業(yè)生有了正規(guī)官員候補者的資格。［3］
政府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學部，作為中央的教育行政機構(gòu)。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guān)的傳統(tǒng)教育事項。可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就沒有授權(quán)禮部管理。1898年京師大學堂已經(jīng)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但是這所京師大學堂實際上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gòu)，由于新式學堂的數(shù)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gòu)的作用。因此，京師大學堂這時就被定為最高學府，另設學部來管理學堂。［4］
1904年當政府建立這種學堂制度時，它企圖在1906年以后逐漸減少舊式科舉考試功名獲得者的人數(shù)，并在全國各地建立起足夠數(shù)量的新式學堂之后最后廢除科舉考試。然而日俄戰(zhàn)爭的結(jié)果加速了這個進程，因為日本的勝利被看作是立憲政體戰(zhàn)勝專制政體的事例。很多中國人認為，對中國來說，立憲幾乎是勢在必行的。但是為了成立一個立憲政府，百姓就必須獨立思考和判斷。因此，傳統(tǒng)教育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確實可以說是很有害的。在日俄戰(zhàn)爭期間，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廢除科舉。1905年9月，在日本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政府決定在下一年廢除科舉。［5］
當這一持續(xù)了約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完全被廢除時，它確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學堂的畢業(yè)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代替了傳統(tǒng)的有功名的人。同時決定在國外高等學校水平以上學校畢業(yè)的學生也有資格取得進士或舉人的功名，但這部分地要按照他們回國時考試的成績來決定。［6］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據(jù)學部的統(tǒng)計，在1904年學堂總數(shù)為4，222所，學生總數(shù)為92，169人；在1909年學堂為52，348所，學生為1，560，270人。［7］ 這些數(shù)字表明學校教育有驚人的發(fā)展。然而隨著這種發(fā)展，教育的內(nèi)容是否有任何實際變化，這還是有疑問的。
首先，由于難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師，在大多數(shù)新式學堂里不可避免地仍然按舊課程教課。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堂的教師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傳統(tǒng)功名的人，他們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這就說明為新式學堂獲得新教師是多么困難了。
其次，幾乎所有私立學堂都由紳士-文人所辦，而且大部分公立學堂也是由他們發(fā)起而開辦的。然而紳士階級基本上反對政府廢科舉、建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的政策。他們有許多理由來反對。紳士們在地方上享有種種特權(quán)，這并非因為他們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曾經(jīng)科舉及第。廢除科舉就意味著他們的特權(quán)要消失。此外，由于他們的子弟通常準備參加這種考試，所以科舉的廢除將會毀壞所有紳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著享有的那些特權(quán)。因此，紳士-文人作為一個階級，是始終反對廢除科舉的。但清政府終于還是公布了廢除科舉的法令，此后紳士們機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辦學堂以保存他們特權(quán)的新出路，因為學堂也能授予畢業(yè)生進士、舉人和生員的學銜。紳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學，希望以此保持他們的特權(quán)；因此他們非常熱衷于開辦學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錢來辦。
第三，新制度中盡可能地保留了舊東西。例如，由皇帝從高級官員中任命最后考試的總監(jiān)，讓他與學部大臣或督撫一起主持考試，然后對考試合格者授予功名。顯然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無二致?！皩W堂”與科舉考試僅僅一詞之異而已。
儒學仍然被認為是學業(yè)的基本內(nèi)容，即使在新式學堂中也不得忽視。［8］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學堂要舉行一次祭孔儀式，而且很多學時花在閱讀和講授經(jīng)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學堂為例，在每周三十個學時當中，有十二個學時是朗讀和講解儒家經(jīng)典。一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和《孝經(jīng)》四十個字；二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大學》和《中庸》六十個字；三年級學生每天讀《孟子》一百個字；四年級學生讀《孟子》和《禮記》一百個字；五年級學生讀《禮記》一百個字。除所有這些規(guī)定之外，還有兩個學時的修養(yǎng)課，它是一種儒家的教育方法。顯然儒家學說是被強調(diào)的；甚至學習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學堂的禮堂和課室中都貼有雍正皇帝的《圣諭廣訓》，每月初一由大家齊聲朗誦，而且被用作教官話的課文。這些都說明了傳統(tǒng)的民眾教育或?qū)︵l(xiāng)民的教導（即“鄉(xiāng)約”制）這時改由新式學堂來負責的情形；與此同時，還通過口語的標準化來試圖統(tǒng)一國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當局對于任何新鮮事物都是極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學堂不教外語，因為害怕孩子們在幼年學外語會忽視傳統(tǒng)的學業(yè)。此外，還認為不應使用外國術(shù)語，因為這樣就不可能保持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和堅持正當?shù)膶W業(yè)。舉例來說，諸如“社會”、“影響”和“犧牲”這些術(shù)語不久前從日本傳入，但這些近代術(shù)語的意思與原來漢文的涵義不同。另外，“團體”、“國魂”、“膨脹”、“舞臺”和“代表”這些術(shù)語此時已經(jīng)流行，但它們被認為是不優(yōu)美的，因為它們原來不是漢文的詞匯，而是日本人創(chuàng)造的。［9］ 所以這類術(shù)語不該使用，免得使中國語言陷入混亂。
還強調(diào)在學習外國的政治和法律時宜看全文，而不是學習其細枝末節(jié)。政府解釋說：“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國今日之剽竊西學者，輒以民權(quán)自由等字實之。”“殊不知民權(quán)自由四字乃外國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詞?！薄巴鈬^民權(quán)者，與義務對待之名詞也。所謂自由者，與法律對待之名詞也。法律義務者，臣民當盡之職；權(quán)利自由者，臣民應享之福。不有法律義務，安得有權(quán)利自由？”［10］ 政府之所以對這些詞語特別加以闡明，是因為它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quán)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quán)利。
婦女不許受新式教育，因為在中國，男女在公共場所是嚴格隔離的，決不允許他們一起上學堂，也不許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婦女閱讀太多的西方書籍，使她們誤入歧途而模仿外國的風習，那就會貽害不淺；如果竟然發(fā)生這類情況，她們就會開始鬧婚姻自由而無視父母和丈夫的權(quán)威了。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還是得到了承認，于是制訂了關(guān)于女子師范學堂和女子小學的章程。［11］ 即使如此，婦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養(yǎng)賢妻良母和一些教師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舊被否定。結(jié)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兒童也要分校就讀，而且婦女不得參加政治集會。
在初等小學堂、中學堂和高等學堂中都有軍事訓練課。在高等學堂中，增加了三學時的軍事學，講授不同國家的軍事制度、軍事史和戰(zhàn)略。與政治學和法律一樣，軍事學也只有官辦學堂才有。這些課程私文學堂是不準開設的，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懷疑人民辦事的動機。
從以上各點看來，人們會懷疑政府辦新式教育的態(tài)度會認真到什么程度。政府諸公可能并不認為官辦學堂教育實際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強采納了這種新制度，因為它不僅已由立憲派康、梁等人要求過，而且各省督撫也提出過這種要求。正象1904年皇帝批準的《奏定學堂章程》所說的那樣，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養(yǎng)“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12］ 這里不是不可能把“大清國”解釋為“中國”，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滿洲王朝。不妨考慮以下的事實：即法律、政治和軍事學在私立學堂被禁止講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稱的那樣是諄諄教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實，其中以“忠君”為最高美德。換言之，清政府開始辦學堂教育是很勉強的，是受外界壓力的結(jié)果，它的目的并非培養(yǎng)憲政時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國家臻于富強的人民，而是培養(yǎng)一種熱愛清王朝和始終忠于清帝的人。
事態(tài)的發(fā)展與清政府袞袞諸公的意圖恰恰相反，反滿運動在學生之間擴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學生干政或集會，而且對此三令五申。結(jié)果國內(nèi)學堂中的反滿運動一般說來是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學生中間卻發(fā)展了起來。在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計劃時期，它極力鼓勵到日本留學，于是留日的中國學生逐年遞增無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數(shù)曾達到大約一萬人（參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較自由的環(huán)境里，中國學生對清朝的批評要尖銳得多，而且加入立憲運動或革命運動的人數(shù)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戰(zhàn)爭之后尤其如此。面對這個問題，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監(jiān)督到日本，1903年，發(fā)布章程禁止留學生議政，不準出版有關(guān)政治的報章雜志或者作任何會影響公共道德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協(xié)助管制中國學生。東京對此作出了反應，它在1905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招收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規(guī)定”。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了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憤慨。［13］
不久，中國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協(xié)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動。1906年2月，它擬定一項決議：凡派去日本留學的，只限于那些擅長中文并精通儒家經(jīng)典的學生。12月，中國駐日公使被任命為留日中國學生總監(jiān)督，使之可能進行更嚴密的監(jiān)督。但是，無論清政府如何試圖加緊控制留日中國學生，其結(jié)果恰好與愿望相反?？刂朴鷩溃瑢W生中的反滿情緒就愈強烈。最后，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團體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運動的核心。
?。?］ 舒新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是有關(guān)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價值的資料書籍。另外還有舒氏重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卷本，1963年版）。關(guān)于紳士在創(chuàng)辦學堂中的作用，參看瑪麗安·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
［2］ 參看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3—67頁。
［3］ 《大清德宗實錄》，卷523第19—20頁。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9—67頁；再參看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7章。
?。?］ 見喻長霖的敘述，轉(zhuǎn)載于《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106第8648—8650頁；又見莊吉發(fā)：《京師大學堂》，第2章。
［5］ 《大清德宗實錄》，卷548第4—5頁；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233—234頁。
?。?］ 參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61、63、68—69頁。
?。?］ 《第三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宣統(tǒng)元年》。
?。?］ 關(guān)于此時期的新式學堂章程，參看張百熙等人的《奏定學堂章程》。研究新式學堂的主要著作有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 《學務綱要》，載《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0頁。
［10］ 《學務綱要》，載《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2頁。
［11］ 參看李又寧和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quán)運動史料》，第2冊第974—989頁。
?。?2］ 《各學堂管理總則》，載《奏定學堂章程》，卷5第8頁。
?。?3］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1970年修訂本）第461—463頁。
在實行這一權(quán)宜措施的同時，政府企圖在選擇官員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自七世紀以來，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就已規(guī)定了文字考試，人們通過這種考試就有資格成為高級文職官員?？婆e曾經(jīng)是一種優(yōu)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時間的實踐中逐步趨于完善。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它的大部分試題要求人們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尋章摘句，然后加以釋義和說明。在明清時代，每一部儒家經(jīng)典都有官方的注釋，它們是科舉用的欽定版本。結(jié)果，應考人得努力把各經(jīng)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釋都死記硬背下來?？婆e考試就僅僅成了記誦之學與書寫能力的考試，它要求的不是邏輯性強和論點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著駢偶和典故的華麗詞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段，寫成所謂的“八股”體。甚至字跡也必須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說中國所有的學生學習都是為了科舉考試，決非言過其實。無怪乎在正統(tǒng)教育下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呆板、因襲和沒有創(chuàng)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希望得到一個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人呢？
顯然，改革考試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開始廢除八股文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jīng)》以及論述中國歷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shù)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試中開始實行。
其次，政府認識到需要一種西式公立學校制度，決定把書院改建為西式學堂。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張之洞和盛宣懷就提倡過這種學堂，而且他們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這種學堂。然而，幾乎不可能使學生入學，因為教育的最強烈的動機仍然是在政府中作官。因此，為了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政府同意給予學堂畢業(yè)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2］
清政府也鼓勵學生去國外學習，因為將要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學堂中缺乏合格的師資。從國外延請教師花費太大；此外，即使花費大量錢財，也難于得到好的外國教師；因此，較快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學生出國。特別是鼓勵到日本去留學。與去西方相比較，去日本的旅費和生活費都便宜得多，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文字，習俗又相近（見第六章）。另外，人們認為西方文化幾乎已原樣傳入日本，因此就沒有多大必要費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見，教育改革是從改革科舉、創(chuàng)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的。沿著這個方向，新學堂越辦越多，但是它們的課程和學習年限差別很大。政府認為有統(tǒng)一標準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為模式的學堂行政管理規(guī)章。在這種制度下，學堂正規(guī)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為7至12虛歲的學生開辦初等小學堂，為12至16虛歲的學生開辦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則為16至21虛歲的學生開設。高等學堂收21至24虛歲的學生。分科大學則收24至28虛歲的學生，最高一級則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yè)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yè)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yè)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這就使新式學堂的畢業(yè)生有了正規(guī)官員候補者的資格。［3］
政府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學部，作為中央的教育行政機構(gòu)。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guān)的傳統(tǒng)教育事項。可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就沒有授權(quán)禮部管理。1898年京師大學堂已經(jīng)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但是這所京師大學堂實際上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gòu)，由于新式學堂的數(shù)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gòu)的作用。因此，京師大學堂這時就被定為最高學府，另設學部來管理學堂。［4］
1904年當政府建立這種學堂制度時，它企圖在1906年以后逐漸減少舊式科舉考試功名獲得者的人數(shù)，并在全國各地建立起足夠數(shù)量的新式學堂之后最后廢除科舉考試。然而日俄戰(zhàn)爭的結(jié)果加速了這個進程，因為日本的勝利被看作是立憲政體戰(zhàn)勝專制政體的事例。很多中國人認為，對中國來說，立憲幾乎是勢在必行的。但是為了成立一個立憲政府，百姓就必須獨立思考和判斷。因此，傳統(tǒng)教育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確實可以說是很有害的。在日俄戰(zhàn)爭期間，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廢除科舉。1905年9月，在日本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政府決定在下一年廢除科舉。［5］
當這一持續(xù)了約有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完全被廢除時，它確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學堂的畢業(yè)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代替了傳統(tǒng)的有功名的人。同時決定在國外高等學校水平以上學校畢業(yè)的學生也有資格取得進士或舉人的功名，但這部分地要按照他們回國時考試的成績來決定。［6］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據(jù)學部的統(tǒng)計，在1904年學堂總數(shù)為4，222所，學生總數(shù)為92，169人；在1909年學堂為52，348所，學生為1，560，270人。［7］ 這些數(shù)字表明學校教育有驚人的發(fā)展。然而隨著這種發(fā)展，教育的內(nèi)容是否有任何實際變化，這還是有疑問的。
首先，由于難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師，在大多數(shù)新式學堂里不可避免地仍然按舊課程教課。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堂的教師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傳統(tǒng)功名的人，他們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這就說明為新式學堂獲得新教師是多么困難了。
其次，幾乎所有私立學堂都由紳士-文人所辦，而且大部分公立學堂也是由他們發(fā)起而開辦的。然而紳士階級基本上反對政府廢科舉、建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的政策。他們有許多理由來反對。紳士們在地方上享有種種特權(quán)，這并非因為他們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曾經(jīng)科舉及第。廢除科舉就意味著他們的特權(quán)要消失。此外，由于他們的子弟通常準備參加這種考試，所以科舉的廢除將會毀壞所有紳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著享有的那些特權(quán)。因此，紳士-文人作為一個階級，是始終反對廢除科舉的。但清政府終于還是公布了廢除科舉的法令，此后紳士們機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辦學堂以保存他們特權(quán)的新出路，因為學堂也能授予畢業(yè)生進士、舉人和生員的學銜。紳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學，希望以此保持他們的特權(quán)；因此他們非常熱衷于開辦學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錢來辦。
第三，新制度中盡可能地保留了舊東西。例如，由皇帝從高級官員中任命最后考試的總監(jiān)，讓他與學部大臣或督撫一起主持考試，然后對考試合格者授予功名。顯然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無二致?！皩W堂”與科舉考試僅僅一詞之異而已。
儒學仍然被認為是學業(yè)的基本內(nèi)容，即使在新式學堂中也不得忽視。［8］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學堂要舉行一次祭孔儀式，而且很多學時花在閱讀和講授經(jīng)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學堂為例，在每周三十個學時當中，有十二個學時是朗讀和講解儒家經(jīng)典。一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和《孝經(jīng)》四十個字；二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大學》和《中庸》六十個字；三年級學生每天讀《孟子》一百個字；四年級學生讀《孟子》和《禮記》一百個字；五年級學生讀《禮記》一百個字。除所有這些規(guī)定之外，還有兩個學時的修養(yǎng)課，它是一種儒家的教育方法。顯然儒家學說是被強調(diào)的；甚至學習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學堂的禮堂和課室中都貼有雍正皇帝的《圣諭廣訓》，每月初一由大家齊聲朗誦，而且被用作教官話的課文。這些都說明了傳統(tǒng)的民眾教育或?qū)︵l(xiāng)民的教導（即“鄉(xiāng)約”制）這時改由新式學堂來負責的情形；與此同時，還通過口語的標準化來試圖統(tǒng)一國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當局對于任何新鮮事物都是極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學堂不教外語，因為害怕孩子們在幼年學外語會忽視傳統(tǒng)的學業(yè)。此外，還認為不應使用外國術(shù)語，因為這樣就不可能保持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和堅持正當?shù)膶W業(yè)。舉例來說，諸如“社會”、“影響”和“犧牲”這些術(shù)語不久前從日本傳入，但這些近代術(shù)語的意思與原來漢文的涵義不同。另外，“團體”、“國魂”、“膨脹”、“舞臺”和“代表”這些術(shù)語此時已經(jīng)流行，但它們被認為是不優(yōu)美的，因為它們原來不是漢文的詞匯，而是日本人創(chuàng)造的。［9］ 所以這類術(shù)語不該使用，免得使中國語言陷入混亂。
還強調(diào)在學習外國的政治和法律時宜看全文，而不是學習其細枝末節(jié)。政府解釋說：“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國今日之剽竊西學者，輒以民權(quán)自由等字實之。”“殊不知民權(quán)自由四字乃外國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詞?！薄巴鈬^民權(quán)者，與義務對待之名詞也。所謂自由者，與法律對待之名詞也。法律義務者，臣民當盡之職；權(quán)利自由者，臣民應享之福。不有法律義務，安得有權(quán)利自由？”［10］ 政府之所以對這些詞語特別加以闡明，是因為它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quán)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quán)利。
婦女不許受新式教育，因為在中國，男女在公共場所是嚴格隔離的，決不允許他們一起上學堂，也不許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婦女閱讀太多的西方書籍，使她們誤入歧途而模仿外國的風習，那就會貽害不淺；如果竟然發(fā)生這類情況，她們就會開始鬧婚姻自由而無視父母和丈夫的權(quán)威了。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還是得到了承認，于是制訂了關(guān)于女子師范學堂和女子小學的章程。［11］ 即使如此，婦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養(yǎng)賢妻良母和一些教師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舊被否定。結(jié)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兒童也要分校就讀，而且婦女不得參加政治集會。
在初等小學堂、中學堂和高等學堂中都有軍事訓練課。在高等學堂中，增加了三學時的軍事學，講授不同國家的軍事制度、軍事史和戰(zhàn)略。與政治學和法律一樣，軍事學也只有官辦學堂才有。這些課程私文學堂是不準開設的，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懷疑人民辦事的動機。
從以上各點看來，人們會懷疑政府辦新式教育的態(tài)度會認真到什么程度。政府諸公可能并不認為官辦學堂教育實際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強采納了這種新制度，因為它不僅已由立憲派康、梁等人要求過，而且各省督撫也提出過這種要求。正象1904年皇帝批準的《奏定學堂章程》所說的那樣，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養(yǎng)“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12］ 這里不是不可能把“大清國”解釋為“中國”，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滿洲王朝。不妨考慮以下的事實：即法律、政治和軍事學在私立學堂被禁止講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稱的那樣是諄諄教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實，其中以“忠君”為最高美德。換言之，清政府開始辦學堂教育是很勉強的，是受外界壓力的結(jié)果，它的目的并非培養(yǎng)憲政時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國家臻于富強的人民，而是培養(yǎng)一種熱愛清王朝和始終忠于清帝的人。
事態(tài)的發(fā)展與清政府袞袞諸公的意圖恰恰相反，反滿運動在學生之間擴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學生干政或集會，而且對此三令五申。結(jié)果國內(nèi)學堂中的反滿運動一般說來是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學生中間卻發(fā)展了起來。在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計劃時期，它極力鼓勵到日本留學，于是留日的中國學生逐年遞增無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數(shù)曾達到大約一萬人（參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較自由的環(huán)境里，中國學生對清朝的批評要尖銳得多，而且加入立憲運動或革命運動的人數(shù)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戰(zhàn)爭之后尤其如此。面對這個問題，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監(jiān)督到日本，1903年，發(fā)布章程禁止留學生議政，不準出版有關(guān)政治的報章雜志或者作任何會影響公共道德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協(xié)助管制中國學生。東京對此作出了反應，它在1905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招收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規(guī)定”。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了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憤慨。［13］
不久，中國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協(xié)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動。1906年2月，它擬定一項決議：凡派去日本留學的，只限于那些擅長中文并精通儒家經(jīng)典的學生。12月，中國駐日公使被任命為留日中國學生總監(jiān)督，使之可能進行更嚴密的監(jiān)督。但是，無論清政府如何試圖加緊控制留日中國學生，其結(jié)果恰好與愿望相反?？刂朴鷩溃瑢W生中的反滿情緒就愈強烈。最后，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團體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運動的核心。
?。?］ 舒新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是有關(guān)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價值的資料書籍。另外還有舒氏重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卷本，1963年版）。關(guān)于紳士在創(chuàng)辦學堂中的作用，參看瑪麗安·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
［2］ 參看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3—67頁。
［3］ 《大清德宗實錄》，卷523第19—20頁。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9—67頁；再參看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7章。
?。?］ 見喻長霖的敘述，轉(zhuǎn)載于《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106第8648—8650頁；又見莊吉發(fā)：《京師大學堂》，第2章。
［5］ 《大清德宗實錄》，卷548第4—5頁；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233—234頁。
?。?］ 參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61、63、68—69頁。
?。?］ 《第三次教育統(tǒng)計圖表，宣統(tǒng)元年》。
?。?］ 關(guān)于此時期的新式學堂章程，參看張百熙等人的《奏定學堂章程》。研究新式學堂的主要著作有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 《學務綱要》，載《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0頁。
［10］ 《學務綱要》，載《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2頁。
［11］ 參看李又寧和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quán)運動史料》，第2冊第974—989頁。
?。?2］ 《各學堂管理總則》，載《奏定學堂章程》，卷5第8頁。
?。?3］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1970年修訂本）第461—4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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