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廣泛地闡釋清代晚期的歷史,必然要回頭談一談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時期某些政治和社會的細節(jié)就會感到,對清王朝的衰落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說還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不足之處;而且這種考察還可能借此發(fā)現(xiàn)把晚清同中國近代史的廣泛趨勢聯(lián)結(jié)起來的某些長遠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清王朝的衰落在傳統(tǒng)上還包含有官僚制度喪失了道義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墒?,這種現(xiàn)象從官僚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政治現(xiàn)實的角度來看比從常見的衰落中的道義范疇這一角度來看更容易理解。當然,官僚制度中存在著大量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紀初年,在中國著名的學者和行政官員中間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關(guān)心制度改革和國家防務(wù)的浪潮。[1]
清王朝的衰落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quán)的式微和地方總督權(quán)力的擴大,是國家和社會之間均勢的瓦解。這種權(quán)力分散過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紀確實有所表現(xiàn)。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紀的毀滅性內(nèi)戰(zhàn)之后仍能令人驚異地把中國維系在一起,這個事實保證了二十世紀的革命變革能夠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而且能夠達到保住國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們在考察乾隆末年以來清代權(quán)力衰落的問題時,中國已經(jīng)取得的全國政治統(tǒng)一的程度——即使在學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濫著腐化的庇護制度的情況下——是必須考慮在內(nèi)的。
這時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顢頇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要理解這種現(xiàn)象必須從嘉慶初年政治危機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變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開始。
嘉慶帝在他父親于1799年去世時所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wù),是使他們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響。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動。在他的父親死去不到一個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紛紛被貶。剩下的問題是怎樣對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龐大的庇護制網(wǎng)絡(luò),因為和珅派的影響已滲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別是滲透到了軍事部門之中。皇帝決定,由于這些人人數(shù)眾多,官職牽涉面廣,不宜搞一場清洗運動。他寧可認為許多人都是誠實的官員,只是誤入歧途而已,因此他們在正確的領(lǐng)導下是可以恢復工作的。他還進一步擔心,無窮無盡的清洗會恫嚇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間互通聲氣的努力不能實現(xiàn)。他論證說,許多人當時是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們想保住他們的職位的話。[2]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來消除和珅二十多年影響的流毒。為了這種沉默態(tài)度,他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3] 但是,嘉慶政府中的另一困難是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其中的中心問題是資源與人口比例失調(diào)。
[1] 我們兩位作者應(yīng)該特別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對這一章書的寫成給予了很多幫助,特別是他允許我們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 《大清仁宗實錄》,卷38第7—8,16—17頁;卷40第10—12頁。
?。?] 見洪亮吉的一封長信,《卷施閣文集甲集》,補遺十,載《洪北江先生遺集》,卷1。又見張鵬展御史的奏折,載賀長齡編:《皇朝經(jīng)世文編》,卷20第10—11頁。
清王朝的衰落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quán)的式微和地方總督權(quán)力的擴大,是國家和社會之間均勢的瓦解。這種權(quán)力分散過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紀確實有所表現(xiàn)。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紀的毀滅性內(nèi)戰(zhàn)之后仍能令人驚異地把中國維系在一起,這個事實保證了二十世紀的革命變革能夠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而且能夠達到保住國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們在考察乾隆末年以來清代權(quán)力衰落的問題時,中國已經(jīng)取得的全國政治統(tǒng)一的程度——即使在學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濫著腐化的庇護制度的情況下——是必須考慮在內(nèi)的。
這時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顢頇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要理解這種現(xiàn)象必須從嘉慶初年政治危機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變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開始。
嘉慶帝在他父親于1799年去世時所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wù),是使他們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響。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動。在他的父親死去不到一個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紛紛被貶。剩下的問題是怎樣對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龐大的庇護制網(wǎng)絡(luò),因為和珅派的影響已滲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別是滲透到了軍事部門之中。皇帝決定,由于這些人人數(shù)眾多,官職牽涉面廣,不宜搞一場清洗運動。他寧可認為許多人都是誠實的官員,只是誤入歧途而已,因此他們在正確的領(lǐng)導下是可以恢復工作的。他還進一步擔心,無窮無盡的清洗會恫嚇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間互通聲氣的努力不能實現(xiàn)。他論證說,許多人當時是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們想保住他們的職位的話。[2]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來消除和珅二十多年影響的流毒。為了這種沉默態(tài)度,他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3] 但是,嘉慶政府中的另一困難是潛在的復雜的社會問題,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其中的中心問題是資源與人口比例失調(diào)。
[1] 我們兩位作者應(yīng)該特別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對這一章書的寫成給予了很多幫助,特別是他允許我們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 《大清仁宗實錄》,卷38第7—8,16—17頁;卷40第10—12頁。
?。?] 見洪亮吉的一封長信,《卷施閣文集甲集》,補遺十,載《洪北江先生遺集》,卷1。又見張鵬展御史的奏折,載賀長齡編:《皇朝經(jīng)世文編》,卷20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