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記北宋木的《六祖壇經(jīng)》

去年十月我過日本橫濱， 會見鈴木大拙先生， 他說及日本有新發(fā)現(xiàn)的北宋本《六祖壇經(jīng)久后來我回到北平， 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擁川興圣寺藏的《六組壇經(jīng)》的影印本一部。此本為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安宅彌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鈴木大拙先生的《解說卜小冊。

興圣寺本為魏刻宋本，已改原來每半負(fù)七行之折帖式為每全頁二十一行之方冊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過合并三個半頁為一全頁而已。每行二十二字。全書分二卷，上卷六門，下卷五門，共十一門。

未頁有興圣寺僧了然墨筆兩行跋，第一跋云：

慶長四年（一五九九）五月上中旬初拜誦此經(jīng)伺南宗奧義了次為新學(xué)加朱點(diǎn)而已了然志之

第二跋云：

慶長八年（一六①三）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讀之次加和點(diǎn)了記者同前

鈴木先生說，慶長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三百三十四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抄《六祖壇經(jīng)序》，看其筆跡，似是了然所補(bǔ)抄。

序文二十七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師合場羅秀山惠進(jìn)禪院沙門惠聽述。

而序末題云：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議郎權(quán)通判嶄州軍州事晁子健記。

細(xì)分析之，這里本是兩篇序，了然誤合為一

第一篇為惠聽序，共一百六十一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眾塵易染。能止心念，眾惡自亡。眾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間，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無所惑亂矣。敵我六祖大師廣為學(xué)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日《壇經(jīng)》，流傳后學(xué)。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析后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英賓，二十三日辛亥，于思進(jìn)塔院分為兩卷，幾十一門。貴接后來，同見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后記，共二百八十二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刑南，于族叔公祖位見七世祖文元公所現(xiàn)寫本《六祖壇經(jīng)》，其后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以至，發(fā)句標(biāo)題，手澤具存。公歷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職，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戴國史。冠歲過道士劉惟一，訪以生死之事。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死?！惫及┢湔f。自是留意禪觀，老而愈篤。公生平所學(xué)，三教俱通。文集外，著帕德編》三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董智余書》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壇經(jīng)》孜孜如此。子健來住嶄春郡，遇太守高公世文，篤信好佛，一日語及先文元公所規(guī)《壇經(jīng)》，欣然曰，“此乃六祖?zhèn)饕轮兀?是經(jīng)安可闊平？ ”乃用其句讀，樓版刊行，以廣其傳。《壇經(jīng)》曰， “后人得遇淡經(jīng)》，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經(jīng)》。必當(dāng)見性。”咸愿眾生，同證此道。

據(jù)此兩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聽所改定的兩卷十一門的本子?；菝髯宰C改定此書的年月為“太歲丁卯，月在英賓，二十三日辛亥。”鈴木先生推想此“丁卯” 應(yīng)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歷九六七），但他不能證實此說。按獲賓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則此月朔為己丑。我檢查陳垣的《甘史朔閏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斷定惠聽改定二卷十一門是乾德丁卯的事（九六七）。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紀(jì)的寫本，距離那敦煌寫本應(yīng)該不很遠(yuǎn)了。

晁子健序中所說“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予止）聊齋讀書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yè)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迎，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家， 他死后溢“文元”，《宋史》（卷三O五）有傳?！端问贰匪浥c晁子健所述略同（《重智余書風(fēng)宋史》，重作者）。《宋史》所記也有可供此本考證的。本傳說：

天圣中，通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p>

子宗我為知制論，侍從，同預(yù)宴。

據(jù)畢流《續(xù)通鑒》卷三十八，晁宗我知制法是在天圣九年（一①三一）正月；太清樓賜宴在同年閏十月。據(jù)此可知他八十一歲正是天圣九年。此本的原寫本有晁沙自題“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的話，題字之年（－①三一）和惠聽改訂之年（九六七）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說是十世紀(jì)的寫本。

我們現(xiàn)在可以稱此本的原刻本為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顏州刻本；刻本所據(jù)的寫本為北宋天圣九年（一①三一）晁迎八十一歲時第十六次看過的十世紀(jì)寫本；而其祖本為北宋乾德五年（九六七）惠聽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寫本。

這個惠聽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是晁邊看過又題過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紹興二十三年。 最可注意的是， 在此本刻印的前兩年——紹興二十一年（—一五一）——晁迎的另一個七世孫，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寫成他的《郡齋讀書志》的自序。在《郡齋讀書志》的增州本的卷十六，有這樣的記載：

《六祖壇經(jīng)》三卷（王先謙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所撰。記僧盧慧能學(xué)佛本末?；勰芴柫?。凡十六門。周希復(fù)有序。

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的《經(jīng)籍考》五十四，轉(zhuǎn)錄此條如下：

《六祖壇經(jīng)江卷

晁氏曰，唐僧惠少撰，記僧盧慧能學(xué)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周希后有序。

《通考》之惠砂是惠聽之偽，周希后是周希復(fù)之訛。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 “十六門”兩項，可證密州本《讀書志》所記不誤。依此看來，在額州刻的惠聽二卷十一門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門的惠聽本在社會上流通了。《讀書志》成于紹興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沒有看見他的從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讀題記的兩卷十一門的惠聽真本。

晁公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一件重要事實， 就是：在一0三一年到—一五一年，在這一百二十年之間，惠聽的二卷十一門《壇經(jīng)》，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

那部三卷十六門的惠聽本，我們沒有見過，不能下確定的推論。但我們可以推測那個本子也許是北來至和三年（一0五六）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譚津文集》里有郎傳郎的《六祖法寶記敘》，——此序當(dāng)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說契嵩得了一部‘嘈溪古本”，用來校改俗本《壇經(jīng)》，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幾年已證明即是相溪大師別傳》。他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聽的二卷十一門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聽之名。幸有晁迎句讀本保存到十二世紀(jì)中葉，被晁子健刻出來，流傳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們知道惠聽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門分兩卷的。

《壇經(jīng)》的普通傳本都是契嵩以后又經(jīng)后人增改過的?，F(xiàn)今只有兩個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吉本：

一、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二、北宋初年惠聽改訂二卷十一門本。

這個惠聽真本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jīng)》。

我在《壇經(jīng)考》里，曾指出敦煌本慧能臨終的“懸記”被契嵩用《曹澳大師別傳》的是記來改換了。今拉此惠聽本的臨終懇記，與敦煌本還相同。今抄此本的懸記，而校注敦煌本異文如下：

法海上座問日：（敦煌本作性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師，大師”）去后，衣法當(dāng)付何人？”師日：“吾于大梵奇說法，直至今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jīng)記》，法等守護(hù)，度諸眾生，但依此說，是真正法。”（此段話，凡三十七字，敦煌本無人師言：“法海向前（敦煌本無此六字；此處重提法海，可見添插的痕跡。敦煌本在下文懸記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八字）。吾滅度后二十年間，鄒法徐亂。感我正宗（敦煌本“年間”作“像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于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十二字，敦煌本無），衣不合傳。”

此條是記，明指神會獨(dú)力攻擊北宗，豎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澤大師神會傳》，頁二五三——二五七，又頁二七六——二’＼二）。此本添“弘于河治，此教大行”，原意更明顯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dú)v史，妄依《曹溪大師別傳》，改作如下的是記：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lán)，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刪去此條懸記了。）

此惠聽本還保存那明指神會的懸記，可證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經(jīng)契嵩妄改的古本。

試再舉一個證據(jù)。

敦煌本法海問：

此頓教法傳授，從上以來，至今幾代？

六祖答詞，列舉七佛以來四十代傳法世系。今將敦煌本，惠聽此本，及明藏本的傳法世系表示如下：

附唐僧宗

敦煌本惠聽本明藏本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請祖與惠聽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兩點(diǎn)：

一、敦煌本的舍那婆斯（引），此本作婆舍斯多。

二、敦煌本僧伽羅叉（33）與婆須蜜多（34），此本兩人的次第互倒。證以宗密所記，敦煌本是誤倒的。此本不誤。

此可證此本尚未經(jīng)契嵩的改竄。（分八祖的改定，已見于《景德傳燈錄》。我當(dāng)時主張個本《傳燈錄》的甘八祖次第與名字，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來追改道原？《傳燈錄》無北宋傳本，故此問題不易有定論？山西趙城出現(xiàn)的“金藏”《寶林傳》的二十八祖已與陸燈錄》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時代已有人改訂二十八祖了。適之——四九，二，五夜）契嵩作《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及《傳法正宗定祖圖》，于嘉柏六年（－①六一）進(jìn)上；次年（一O六二），奉仁宗旨，收入藏經(jīng)內(nèi)。他的重要改定，是

一、改舊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須蜜多為第七祖。

二、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二人代波掘多，因為他知道優(yōu)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優(yōu)婆掬多。

三。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增伽羅叉，因為僧伽羅叉（即僧伽羅剎）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達(dá)摩。契嵩自稱根據(jù)僧訪的《出三藏記》所收的薩婆多部世系，而增信所記增伽羅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蒿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刪去僧林羅叉了。（僧伽羅叉的年代，我曾考定為西歷紀(jì)元二世紀(jì)的人康《胡適文存江集，又四一二以下。）

四、他刪去了師子下面的四個人，改定為三人：

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所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郵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羅（此即《出三藏郵的不若多羅）

五、敦煌本與惠聽本皆無彌遮遮一人，而中唐宗密所傳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傳世系，或有末田地而無彌跡遍，或有彌遮迫而無末田地，木是契嵩添人的。

我從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見惠聽本已這樣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信煙三藏記》的薩姿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優(yōu)婆掬多之上，正當(dāng)舊表之商那和修。故惠聽本已改為婆舍斯多。此名不見于唐人所傳各表中，亦不見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聽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這更可證我上文說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聽的二卷十一門本。

惠析本雖已改換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與敦煌本相同，這又可見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與敦煌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惠聽已有很大的改動，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臨終的懸記，已可見惠聽增添了許多字句。

惠聽自序說：

古木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后厭。

可見他不滿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說明他如何改動。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話，好像他的改定是刪繁為簡。試比較敦煌本與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來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還不很多，不過兩千字罷了，今試表《壇經(jīng)》各本的字?jǐn)?shù)，作一個比較：

一、敦煌本一二，000字（實止有—一120OO字）

二、惠聽本一四，000字（實有一五OO字，多出三千七百字左右）

三、明藏本二一，

這可見惠聽加了不過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這個比較表雖是約略的計算，已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

我們試取一段，用這三本的文字作一個對勘表：

我們看這種對勘，可知惠聽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diào)，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寶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們不見敦煌古本與惠聽本，這種后世增改的痕跡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聽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jié)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分的決策的地方。

惠聽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刪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竭，敦煌本有兩首，惠聽本刪并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臨終時，誦“先代五祖?zhèn)饕赂斗灐?，自達(dá)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頌，又續(xù)作二頌，共八頌，都是很惡劣的渴頌?；萋牨局淮孢_(dá)摩一頌，惠能一頌，共刪去了六頌。這些地方，雖然都是改變古本面目，在文字技術(shù)上卻是一進(jìn)步。

這種改動，大概是因為惠聽添入了“傳香”一大段，故移“懺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傳香，次懺悔，次發(fā)愿，次傳無相戒，次說自性三縣佛。這個順序確是稍勝于原來的決第。后來各本都依惠聽改本。此又可證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聽的改本。

最后，我們要指出惠聽本與敦煌本的跋尾的異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壇經(jīng)》，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xué)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增溪山法興寺， 見今傳授此法。如竹山法，須穩(wěn)（得）上根知，。C信佛法，立大悲，特此經(jīng)以為衣（依）承，于今不絕。

惠聽本踐尾云：

油平法海上座無常，以此經(jīng)付囑志追，志遺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國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高自性中現(xiàn)也。

兩本的傳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

道際——語真

（總聽本）法海志遺彼岸一悟真國會

我們看了這兩個不同的激尾，可以作怎么樣的解釋見？我想，我們可以得這樣的結(jié)論：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這個組本的最古部分大楊成于種會和尚未死之前。神會在滑臺大云寺開始攻擊神秀門下的大師，宣傳慧能的“頓宗”教義，豎立“市宗”宗旨，是在慧能死（七一三）后二十輸年內(nèi)的事。此經(jīng)內(nèi)有此事的預(yù)言，故其制作至早當(dāng)在開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天寶（七四二——七五五）初年。我們假定此經(jīng)作于天寶年間神會在東京（洛陽）最活動的時代（神會在東京當(dāng)天寶四年至十二年，七四五——七五三），約當(dāng)面歷七四五年。此經(jīng)大概是神會做的（詳考見柿澤大師神會傳》 ，頁—八二——二九O），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個已死了的同學(xué)法海；又說此本由法海傳給同學(xué)道際，道際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清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這就是說，當(dāng)此祖本傳寫時，悟真還活著。法海與道際為同學(xué)，為慧能下一代；悟真為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會死在七六①年。神會活了九十三歲，他盡可以和他的師侄悟真同時，—— 假定真有法海、道際、悟真三個和尚的話。敦煌本所記此本的傳授不過兩代三人、可見此本的祖本傳寫時還在神會的時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聽本所記傳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還有一個圓會；悟真之上兩個傳人與敦煌本不同；這一點(diǎn)應(yīng)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也許是因為惠聽本的《壇經(jīng)》傳授世系也是惠聽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維的碑銘，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詔追溢口大鑒禪師，事具劉禹錫碑”。這些事實都不是《壇經(jīng)》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維作《能禪師碑銘》以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會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m末后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xiàn)珠之愿；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托?！?/p>

“猶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證此碑作在神會被御史盧奕彈刻，或已被貶逐的時候（天寶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壇經(jīng)》已寫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說“韶州刺史韋據(jù)立碑，至今供養(yǎng)”，——其實并無此碑—— 而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這是一證。王維碑內(nèi)提起印宗法師講《涅梁經(jīng)》，慧能和他辯論，而《壇經(jīng)》敦煌本不提此事：這是二證。碑文中說“則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書勸諭，微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這是三證。但惠聽改本卻不但用了王維的碑文，并且提到劉禹錫的碑文了，元和追溢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幾年，所以舊本里的兩代三個《壇經(jīng)》傳人是不夠的了。所以惠聽改了這個傳經(jīng)世系，從兩代三人改為五代五人，可以夠一百零幾年了。我們可以推斷惠聽所見的原本，其跋尾的傳經(jīng)人也只是法海、道際、悟真三個，悟真一名還可以保存他當(dāng)時增改的痕跡。

總之，惠聽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未遠(yuǎn)”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jīng)》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