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論告子與孟子不動心之不同。朱子曰：“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于天下之故。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于心。告子論性皆率然立論，辭窮即止，無復思惟論辯之意。所謂不得于言，不求于心。而所謂勿求者二，一以為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為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苯癜矗航袢諊硕嘤诠湃怂粤x理，置不再求，概不出此二義。

問：持志養(yǎng)氣。朱子曰：“持志所以持其內。無暴其氣，所以防于外。志正氣自完，氣完志益正。存養(yǎng)之功無一息之不存。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yǎng)氣以培其后，故無所懾。”問：氣之配義與道。朱子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氣，器也。形而下者。以本體言之，有是理然后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后能生浩然之氣。而義道又因是氣而后得以行。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乃如此。”今按：孔子只言道，莊周始言氣，以為天地之體。孟子言氣，則又與莊周不同?；蛴新動谇f周之說，而取以加之儒道中。朱子以理氣對說，其言理即猶孔孟言道。此處言道體也，氣器也，實合先秦儒道兩家義而合言之。惟其端已啟自易大傳與中庸。宋代理學家承而不辨。體用二字連用，始見于晚漢參同契之書，亦道家言。而朱子亦嘗致力于此書。象山反朱子，專言心即理，更不言氣。后人疑朱子多在此。實則朱子兼采道家義，而更主孔孟，善加發(fā)明，后人亦無以上之。如此段說孟子極佳，當細參。

問：氣配道義。朱子曰：“有理然后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后生浩然之氣?！苯癜矗呵f周言氣，理即在氣中?！兑讉鳌费砸魂幰魂栔^道，是氣即道矣。又必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易》六十四卦中，何嘗有太極，只有乾坤兩儀耳。此乃后增語。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則于太極上仍不得不增上一無極字。朱子亦謂理必在氣中，然又謂理生氣。實則朱子用此理字，即從語孟道字轉來。莊周道家重言自然，而孔孟儒義重言人文，惟在人文之上終不得置天地大自然于不問。朱子用心即在此，其思想貢獻亦在此。陸王以下，清初王船山晚年思想頗主橫渠《正蒙》，反程朱，實亦從莊周來。而必尊橫渠，則亦以其尊孔孟，終不得專依莊周為說。

問：程子所謂活潑潑地。朱子曰：“此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用心之過，亦不免于人欲之私。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后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fā)見于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乎天，魚之躍而出乎淵。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顡軡姷卣?，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乃以此語為源于禪學則誤?！苯癜矗嚎酌现谎缘?，重在人文。而朱子以天理流行自然之妙說之，則重在自然。兩者間，語義顯有殊。故于鳶飛魚躍外，只引曾點，而不能引顏淵為例，亦可見其涵義之不能不有殊矣?；顫姖姷厮淖?，用來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則可，用來形容孔子與顏孟之道則似隔一層，有欠貼切。故程朱理學，有些處可謂直得孔孟傳統(tǒng)之正，有些處則似夾雜老釋，不得不謂是孔孟傳統(tǒng)之一支一派，未臻于孔孟大本大源之所在，觀此段自顯。

問：志至焉，氣次焉。朱子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持志即是養(yǎng)心，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須事事節(jié)約，莫教過當。”今按：此可見《孟子》此章氣字，與莊老天地自然之氣混言之。

朱子又曰：“配義與道，如人能宏道。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后來道義卻須那氣相助。論集義所生，則義為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為主。延平先生說，道義與氣只是一滾發(fā)出來?！苯癜矗阂赖兰已裕灰粴庾直銐?，不須更添道與義。依儒家言，則必分言道與氣。故朱子理氣論， 雖采道家言，終為儒家傳統(tǒng)。今以自然與人文言，道家主自然，少取于人文。儒家則以人文為本，惟謂人文亦出于自然，而又可宏揚自然，但非反抗自然戰(zhàn)勝自然之謂耳。

朱子又曰：“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唯窮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yǎng)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見矣?！苯癜矗喝绱苏f本章大義，簡當無誤。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朱子曰：“性之德無所不具，總之則惟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fā)，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庇衷唬骸靶慕y(tǒng)性情，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舍心則無以見性，舍性又無以見心。心以性為體。在心曰性，在物曰理。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包得許多氣，別無作為，只知生物。亙古亙今，生生不窮。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人便是個小胞，天地便是個大胞。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敝熳佑衷唬骸疤斓刂皇且粴猓阕苑株庩?。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對地，生對死，語默動靜皆然。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含具萬理，大者有四，命之曰仁義禮智?？组T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茍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四端之說于是而立。四端之未發(fā)，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外邊才感，中間便應。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惻隱之心于是乎形。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四端之發(fā)，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而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fā)處驗得。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fā)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必知其有義。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四端于外。惟其有是四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內。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孟子之言性善，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庇衷唬骸八亩酥腥柿x是個對立底關鍵。禮則仁之著，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故仁者本體。禮，仁之節(jié)文。義，仁之斷制。智，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生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成。冬則春之藏。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仁包四端，而智者四端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惻隱羞惡恭敬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智則能成始能成終。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fā)散。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huán)不窮，吻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陰陽只一氣，陽方長，陰方消，仁義亦然。如人呼吸。人但言孟子有辟楊墨之功，殊不知其就人心上發(fā)明，大功如此?！?/p>

今按：以上皆朱子發(fā)明《孟子》四端一章之義。有值注意者，朱子盛贊《孟子》此章就人心上發(fā)明之大功。而朱子畢生功力實亦多在人心上求發(fā)明。而其所謂心統(tǒng)性情，心具眾理，仁包四德，及其論理與事與氣諸端大意，具見于說《孟子》之此章。實可謂朱子未有創(chuàng)說，特于前人陳言作發(fā)明，而備受當時以及后世中國學人之崇仰，歷七八百年之久而勿衰。以此求之西方之學術思想史，殆難覓其例。此其一。惟朱子解《孟子》此章，似乎或有失于孟子之本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本意，似說惻隱之心擴而充之斯為仁。端，是其開端義。亦可謂仁道乃本于人之惻隱之心。而朱子則謂仁者心之德，心體中早有仁，其發(fā)露之端倪則為惻隱之心。則仁是本，而惻隱之心成為末。此兩義有大不同。故孟子言盡心知性，盡性知天，而朱子則似乎倒轉說之，要成為盡性知心才是。此處宜可有大分辨。此其二。朱子又分別仁義禮智之先后次第，配合春夏秋冬四時說之。此則《孟子》書中所未見。《論語》多言仁與禮及仁與智，《孟子》始多言仁與義，朱子說《孟子》此章乃多采陰陽家言。先秦陰陽家始于鄒衍，乃本儒家仁義而配合道家言自然。其影響力之大，在西漢時實有勝于孟子。其實《中庸》與《易傳》皆雜陰陽家言，而朱子承之，故朱子雖反道家而實多采道家義。至朱子每言心體，此亦孟子乃及先秦儒所不言。體用之說，亦本于道家，而佛家如天臺與禪，亦善言心體。朱子兼采佛老以說孔孟，而即以反佛老。此見義理研尋無窮，亦隨于時而然，有其不得已與不自覺者。此亦為治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先后演變所必當辨而不可忽者。此三也?？鬃咏填仠Y以博文約禮，朱子博文功夫似勝于孟子，而其尊顏亦尤甚于尊孟。嘗謂顏子細，孟子不免稍粗。于后儒中求博文之功，則朱子當首屈一指。故讀朱子《四書集注章句》，必當兼讀其《文集》《語類》，乃及其他著作，始見朱子博文之細，與其立說之所以然。此其四。又其言天對地，生對死，事物未嘗無對。又言混然全體，生生不息。及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fā)散。諸說皆極具深意，茲不一一詳申。

又按：朱子此處分別仁義禮智，而言“惻隱羞惡恭敬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智則能成始能成終。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一條以智與仁分別說，謂如天地之一陰一陽，一動一靜，故孔子以仁智兼言。孟子四德，始以仁，終以智。西方為學專重智，義與禮皆從智起，但不言仁。朱子謂惻隱羞惡恭敬皆有事為，智但分別是非，乃無事為可言。西方人則一以智作事為之本。凡所事為，皆以供人之欲給人之求。宗教信仰，靈魂死后上天堂，為人生最后一大欲。故其教，只教人愛上帝，不教人愛人類。愷撒事愷撒管，愷撒不仁，耶穌也上了十字架。又專尚智，則只見有是非，而常啟爭端。乃亦更無惻隱羞惡恭敬可言。大體言之，中國文化仁智兼重，西方則智而不仁。此實研討人類文化，分別中西雙方異同所在者，一大值注意之大綱大目所在矣。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或問：程張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子說不然，何也。朱子曰：“諸先生意則厚矣，然以孟子言考之，恐其意未必果然。”又曰：“伯夷自有隘處，柳下惠自有不恭處，雖袒裼裸裎于我側，分明是玩世?！苯癜矗褐熳幼鸪虖?，而為說異程張者何限。如此條，又是朱子是而程張非之尤易見者。朱子之為功于孔孟，即此可見。此亦其博文之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