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階級斗爭　生產力之狀態(tài)及受這些生產力所規(guī)定的經濟關系是社會的基礎。社會基礎之上，應那些經濟關系的需要，自然要發(fā)生種種社會的“建筑”——最先當然便是上節(jié)已經述過的社會制度?？墒巧鐣贫壤镉兴^“政治制度”。原來社會里發(fā)生階級之后——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及生產工具，要強逼別部分人替他們去做工——使用工具，以便占有他們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剝削他們），于是需要所謂政府。政府的意義就是“強制機關”。

這種強制機關的發(fā)生，必在階級發(fā)生之后：階級分化愈清晰，強制力量也愈大且多，強制組織也愈完密。可是強制機關也可以轉移于受剝削階級之手，以為限制剝削之機關，消滅剝削之工具。政治發(fā)現(xiàn)才有所謂國家，——政治的基礎在階級上，所以階級消滅（剝削消滅）之后，國家也要消滅的。政治不但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階級與政治不能相離，有階級即有政治。其他社會現(xiàn)象（科學、藝術等）未必全賴階級制度而存在，所以只有政治是階級社會的標志。因此，一切階級斗爭，無有不反映到政治上來的，一切政爭亦無有不含階級性質的。根本上說來，階級斗爭是爭政權之斗爭，目的總在于取得政權以改造經濟關系；因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新階級便非取得政權不能往下發(fā)展。因此，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里的小斗爭，直接的間接的都是階級斗爭。

統(tǒng)治機關及統(tǒng)治階級　社會里有階級，便有治者與受治者之分，政府便是統(tǒng)治機關之總稱。社會之經濟關系的進化過程里，“階級社會”自成其為一大階段，與政治制度相終始。這一大階段里，統(tǒng)治階級更換過好幾次；這種統(tǒng)治階級更迭的過程便是政治制度的歷史，其中有種種復合過渡的形式——也與經濟關系的變易相應?？傊?，政治制度是社會內階級關系的表現(xiàn)；政治制度的流變，就是社會內歷史上各階級之此進彼退或犄角相持的種種斗爭陣勢之反映?，F(xiàn)在舉代表制及元首制的變遷為例。

（1）代表制：

氏族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還沒有階級；當時的氏族集會是全體參與議事的——并且所議的事大半是“怎樣處置事物的辦法，怎樣共同勞動的計畫”（當然是很幼稚的蠢笨的辦法及計畫），卻不是“怎樣治人”的問題。所以那時其實還沒有政府，沒有政治制度，沒有所謂政權，——只可以勉強稱之為“直接民權制度”。

封建制度之下，農奴或奴隸便“喪失”了政權；只有貴族、諸侯、武士各自代表自己的經濟力量，獲得多少的政權——代表制度方才發(fā)現(xiàn)。貴族有選舉代表權便是大家商量怎樣統(tǒng)治奴隸的政權；農奴和奴隸當然沒有選舉代表的資格。再則，貴族的代表會議同時就是自己之間的競爭“比武”的場所——各個諸侯自己都有經濟，這是他們自己之間的經濟競爭的影片（因經濟競爭而朋分政權）。

商業(yè)資本興起，代表制的意義漸次消失?！@期的資產階級剛剛發(fā)生，還很幼稚脆弱，那散漫零亂的小市場生活反映到政治上來——可以無為而治；同時，資產階級的交易經濟勢力逐漸膨脹，君主（國王）便隱約代表這小資產階級（小農及小商）漸次扼制諸侯貴族——他們的自然經濟已經失勢。所以君主一尊的官僚制度便漸發(fā)展。

工業(yè)資本發(fā)展，代表制的作用又恢復。——這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力大增，大資本兼并小生產的過程表現(xiàn)于政治，資產階級式的農業(yè)與工業(yè)競爭，資產階級各部分的力量要表現(xiàn)、要互爭、要聯(lián)合，于是國會制鞏固。同時無產階級始發(fā)生，加入政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日益激厲，國會便成壓迫勞動的工具；而且資產階級不得不時時聯(lián)絡小資產階級以抵制無產階級、蒙蔽無產階級，所以選舉權時有擴大。因此種種手段，而資產階級便在國會里保障并且鞏固自己的政權。

財政資本形成，代表制的名稱與實際日益相遠?！@期的資產階級兼并（托辣斯）壟斷（新狄嘉）[2]愈趨愈甚，勢力集中于少數(shù)人而日益增大；政治上往往一二大工業(yè)或大銀行，經過政黨及報紙操縱一切政策及選舉。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雖得選舉權，而實際上受壓迫更甚；即使國會里勞動階級能占優(yōu)勢，大資本家往往指使軍隊警察以武力鎮(zhèn)壓（戒嚴等手段）；甚至于使用“法外”的手段，如法西斯、三K黨等暗殺暴行機關，鎮(zhèn)壓無產階級的經濟斗爭及政治斗爭。選舉權之有無已經無關重輕，因為選舉權已經不等于政權了。

[2]新狄嘉，今譯辛迪加。

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政權?！@期的資產階級突然失去政權，必定假借種種手段，如“民治”、“自由”等空談號召，力謀資本主義復辟，反對無產階級國家之經濟規(guī)畫政策。實際上私人托辣斯等大生產發(fā)現(xiàn)之后，所謂“自由”貿易完全名不符實；經濟上的發(fā)展要求根據(jù)這些大生產制度，漸次實行有規(guī)畫的經濟?？墒怯幸?guī)畫的分配及生產直接侵害資產階級的生存權，所以資產階級決不肯為社會上多數(shù)人福利而容忍無產階級政府和平進行這經濟改造事業(yè)。因此，無產階級必然行獨裁制——剝奪資產階級之政權及一切公權，只有勞動者享有代表制的權利——蘇維埃制。

共產主義隨無產階級之國家經濟政策而漸形成：大資本家既在革命時受沒收，小資產階級又因公有大生產之極端發(fā)達而消滅，全社會皆成自由的勞動者——階級消滅，國家政府亦隨之消滅——無政府。

（2）元首制：

元首制最早發(fā)現(xiàn)于宗法社會之家長。人類勞動生產的過程，漸漸得經驗的（偶遇的）智識——新式的勞動工具。老年人的智識既純由經驗得來，還不能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只能托之神秘祖德——便漸成傳授智識的專利者。再則，生產量既增多，生產工具又進步，便因分工協(xié)作及儲蓄生產品而社會需要集權的“生產勞動之組織者”——家長。這時期大家庭或村社的共產制還存在；所以家長或社長的統(tǒng)治還不是純粹政治的，而是靠年老尊長的威信（孟軻所謂“曰德、曰齒”）。

家長因為操有分配族中生產品之權，漸能享有余剩生產品——初與他族交易；再則，各族或部落互相接觸，各求擴張土地或爭奪土地，遂有軍事發(fā)生，熟練軍事技術。因此，交易及戰(zhàn)爭便增高家長的權力，漸漸變成所謂酋長。管理生產及組織軍事的技術亦都是根據(jù)于偶然遇見的經驗及天生的壯健肢體——族長及酋長每每自以為是神或神子，受部下的敬禮尊崇；其實是大家因同處一經濟單位內，智識技術既不及他，要進行生產及防護自族又不得不服從他；所以元首制便漸漸的有神權的色彩。

酋長制之下生產漸發(fā)達，農業(yè)漸固定；農奴制度日漸形成，戰(zhàn)爭俘虜對于生產已經有用；土地占有既漸確定，手工業(yè)及商業(yè)交易也有發(fā)生的機會。于是封建制度興而成閥閱制的社會：土地的占有形成貴族階級，智識上宗教與軍事的分化形成僧侶或儒士階級，脫離農奴地位的手工業(yè)者及商人、小農已經形成“原始的”資產階級（“第三階級”）?！鋵嵸F族、儒士及商賈、工匠、農民的相對關系并非嚴格的“社會階級”的意義，而是閥閱——身分不同。當時經濟上占優(yōu)勢的始終還是貴族之農奴制的農業(yè)經濟（非自由的小農）。此種農業(yè)經濟當初全賴貴族（以前的酋長）以武力掠得土地。然而技術程度還很低，不得不將奪得的土地分裂成許多小生產來經營（分封土地）；或者雖然征服別人，而經濟上不能兼并，只能行政治上的轄治。因此，一方面封建制度成立，貴族之間出現(xiàn)君主——做諸侯的元首；別方面各貴族諸侯在自己的“采邑”或“國度”內做農奴及士農工商的元首。

商業(yè)資本時代，貴族衰落——許多小元首漸漸消滅，君主一尊的制度出現(xiàn)，以個人代表全社會的小資產階級，所謂“民族的資產階級”（上面已經詳論，不再重復，下同）。

工業(yè)資本興起——君主受大資產階級的限制或顛覆，于是代表制與元首制滲合，成所謂君主立憲制或總統(tǒng)立憲制。其實君主或總統(tǒng)自己也漸成公司股東或者大企業(yè)家。

財政資本發(fā)達之后——君主或大總統(tǒng)成了大銀行家或投機事業(yè)家，或者呢，做大資本家的“最高傭仆”。

資本階級的社會永久不能拋棄形式上的個人元首制；資產階級革命（英一六四八年、法一七九三年）曾斫掉過“元首之首”，然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始終保存這元首制。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內部必然自相競爭，大資產階級要“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元首做傀儡或做調人。無產階級革命方才永絕個人元首制，而代以無產階級的集體獨裁制。

共產主義的發(fā)展必定完全消滅階級及政治制度，更不用說個人的元首制了。

那時的社會里，絕對用不著治人的機關，而只要治物的機關。

政治制度變更的形式大概如此：無處不和社會的階級關系相適應；而社會的階級結構又為經濟關系及生產力的發(fā)展及變更之結果。生產力及經濟關系變易的影響，使各階級在社會生產里的作用及優(yōu)勢互相更迭；于是發(fā)生革命而政治制度變革——統(tǒng)治階級相更調。

政制變革之動力及民權之意義　資產階級的學者往往以為政治制度自成系統(tǒng)，和物質的經濟基礎絕無聯(lián)系；即使承認政制變革有動因，也先向所謂“政治理想”、“社會心理”里去找。其實政治理想及社會心理雖然是政制變革的“助緣”，卻不是“動因”。舊社會里新階級的勢力膨脹，自然創(chuàng)造自己階級斗爭的“精神工具”：發(fā)現(xiàn)新政治理想，鼓勵群眾的社會心理；凡此一切都不過新階級取得政權的預備，——革命工具不完備，當然革命難以成功，所以政治理想及社會心理當然是革命及其他變革的必要的助緣。然而這種社會變革的動因——根本動力，在于物質生產所涌出來的新階級；假使沒有這物質條件，什么新政治理想也不能有。資產階級的學者及“準學者”因不懂得社會是什么，所以說：（1）教育程度對于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以轉變社會；（2）民主制度會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種種防弊的制度。

這兩句話都可以算對的，可是沒有見根本原因。實際上民眾若真能革命，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的教育程度可以在參加政治的革命運動的過程里漸次增高的，決不在于坐在教室里才算受教育；況且在舊統(tǒng)治未崩壞以前，一切教育機關都在舊治者階級手里，受著教育同時就受著蒙蔽，不能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舊統(tǒng)治未崩壞以前，社會的生產量，因治者階級只顧競爭私利及經濟上的無規(guī)劃的狀態(tài)，決不能達到當有的發(fā)達程度，所以雖愿受教育而為經濟所限的總是大多數(shù)民眾。

至于制度問題，固然一種組織自有他的技術，好象機器一樣，要配得得法，方才合用，然而根本問題不解決，剝削階級不受鎮(zhèn)壓轄治，無論什么創(chuàng)制、復決、召回、監(jiān)察等辦法里，他們有經濟力量及政治組織（黨），又有歷史上遺傳下來的舊觀念及“輿論”足以蒙蔽群眾——無論怎樣防弊，弊根不去，利于作弊的人總找得著作弊的新手段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及“準學者”又以為政制史是民權伸張史——“你看，參政權一天一天擴大了！”這都是當面說謊，看上文已很明了，不再重復。所謂民權，當然不錯，是在擴張。然而擴張的原因在于階級力量；假使資產階級的國家內無產階級的政黨選舉能以偶然得利，那么，這是階級斗爭的勝利，而不是階級妥協(xié)。

民權的伸張對于資產階級，往往在初期只要限制王權，隨后限制總統(tǒng)，限制內閣，一切復決等制完全是枝枝葉葉的限制辦法。真正大多數(shù)勞動民眾的政權，第一當從那種消極的限制辦法進于積極的建設辦法：議事機關當漸變成辦事機關——處置一切，規(guī)劃經濟政策；第二當根本掃除弊端的主要根源——剝奪資產階級（民敵）的一切公權?；蚯矣腥艘詾槟切┲θ~的防弊辦法想周到了，便可以變成“全民政治”；其實“民”是對政府而言，假使絕對全體社會都成勞動平民，都成治者，那時所治的已經是“物”而不是“人”——根本上已無政治可言。政治和全民二者，根本上不相容。

只有大多數(shù)勞動者對少數(shù)資本家之獨裁制，能以政治能力改造經濟、普及教育、提高技術；如此改進生產組織，使機器大生產遍于各業(yè)，——私有生產資料和工具決不可能；同時運輸技術日益完善——分配極容易：各業(yè)各地的生產都受規(guī)畫，使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相適合——分配時當然不需商業(yè)，不需交易。

那時文化藝術尚且充分發(fā)展，教育學術等當然極其完美。每人只按照統(tǒng)計局分配的勞動時間到大工場、大農場及電氣站或運輸機關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時指揮機器的工作，其余的時間可以用之于藝術及科學生活。那時的生產量非常增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類都成智力體力兼?zhèn)涞膭趧诱摺獩]有階級，沒有國家和政府，便無所謂“民”，當然更無所謂政治了！真正“平等，自由，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