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藝復興期拉丁民族之文學

七 文藝復興發(fā)端于意大利，漸及法德英西諸國。顧其勢力在意最盛，前后歷十四五兩世紀，各國則略遲百年。其后雖就消沉，而精神深入人心，造成偉大之文學，至十八世紀后半，始復變焉。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王摩訶末二世取君士但丁堡，東羅馬之學者，避地于意，挾古文書與俱，是為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始。德人Gutenberg始作活字板（1435），英意荷蘭繼之，是為文藝復興勢力流布之始。唯此皆已著之事跡，至其發(fā)動之精神，則仍由國民之自覺，實即對于當時政教之反動也。邦國爭長，各以縱橫機詐相尚。教會信仰漸失，而威福轉加。各國行吟詩人等，對于教徒之不德，久多譏刺之詞。且嚴厲之Asceticism，厭制人心，久不可堪，而法王教正，復不能為超人間之卓行，作人民模范。則懷疑以生，舊日宗信，漸漸動搖。久蟄之生機，俄忽覺醒，求自表見。終乃于古學研究中得之，則遂競赴之，而莫可御矣。基督教欲滅體質以救靈魂，導人與自然離絕，或與背馳。而古學研究則導人與自然合，使之愛人生，樂光明，崇美與力。不以體質為靈魂之仇敵，而為其代表。世乃復知人生之樂，競于古文明中，各求其新生命。此文藝之盛，所由來也。

十五世紀中，意大利治古學者極盛，志在調和古今之思想，以美之一義貫之，Platon之學遂大行。真美之愛，同出一源，與中世Trobador所謳歌，頗有相似，世多好之，如Petrarca，即先覺之一人也。Marsilio Ficino（1433—1499）則注畢生精力于此。Cosimo de Medici祖孫，提倡最力。Lorenzo Il Magnifico于講學之余，多所著作，仿希臘牧歌式作“Ambra”等詩數(shù)章，甚為世所稱。當時文士，多游其門，如Pulci與Sannazaro，皆是也。

Luigi Pulci（1431—1487）為Lorenzo摯友，著Morgante Maggiore，取材于傳說而文特詭異。對于教會，似疑似信，贊揚與嘲罵間出。論者紛紜，不能明其指歸。大抵當時人心趨向，頗與此相類，是詩足為象征。又以詼諧美妙，頗得世譽，為后來諧詩之宗。Matteo Maria Boiardo（1434—1474）之Orlando Innamorato，亦記Orlando事，而敷敘故事，別無新意，后Lodovico Ariosto（1474—1533）作Orlando Furioso，即汲其流，詠中世之騎士，而著想陳詞，不為時代所限。至引希臘神話，以為藻飾。書閱十年始成，在今視之，雖僅如古錦繡，止有色彩悅目，然影響于當時文學則甚大。敘事之詩，于是復盛行。唯武士制度，既就衰廢，Pulci與Ariosto等，又以詼詭之詞，潤色其詩，后之作者，多仿之為假英雄詩。Teofilo Folengo作Orlandino，則竟以武士為嘲笑之具矣。Jacopo Sannazaro（1458—1530）作Arcadia，為后世Pastorale之模范。雖其先Boccaccio著Ameto，唯影響所被，不及此書之廣大。Arcadia一篇，蓋實集合Theokritos與Vergilius二者而成，尤足為古典文學之代表也。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著《帝王論》（I1 Principe），立意大利散文之則，簡潔明晰，不事修飾。唯其提倡權謀，雖重私德，而公德則不論是非，但以利害為準，議者以為詭辨之詞，適足為暴主所利用?；蛴直戎甋wift之《諭仆文》，以為假反語以刺時政。然亦唯對于法王之治，稍有微詞，別無譏諷之跡可見。蓋Machiavelli之為此書，不過聊寄救國之忱，據(jù)當時情狀，固不能求同志于齊民，唯有期諸執(zhí)政者也。稍后有Benvenuto Cellini（1500—1572）自傳，多大言，而質白率真，不違人情。后世比之Rousseau，亦文學之瑰寶也。

Ariosto之后，有Torquato Tasso（1544—1595），為詩人Bernardo子。初學法律，而性好文學，游Alfonso門下。作Aminta，寫一誠信安樂之理想世界，與權詐奔競之現(xiàn)世相照。又仿Ariosto為史詩曰Gerusalemme Liberata，紀第一次十字軍救耶路撒冷圣地事。當時宗教改革之反動，與文藝復興之余波，結合而成此作。描寫人情，又極巧妙，世有勝于所師之譽。Tasso作此詩，本至虔信，而察教會之意，似尚不愜。因發(fā)狂易，自疑為外道，奔遁于路。后復返Ferrara，又疑僚友嫉妒，力與斗，遂被幽于寺七年，乃得釋?？窦才家眩m復著作。又十年卒，而意大利十六世紀之文學，亦與之俱就結束矣。

八 十六世紀法國文學，亦興于宮廷。Francis一世有女弟曰Marguerite（1492—1549），首仿意大利Sannazaro之Arcadia，為Pastorale。又仿Decamerone作《七日談》（Heptaméron），多嘲弄教徒之不德，莊諧雜出，而終以教訓。廷臣Clément Marot致力于抒情詩，為七星派先導。七星（Pléiade）者，Pierre de Ronsard與du Bellay之徒七人，結社治古文學，以迻譯仿作為事。一五四九年，始宣言改良俗語，用之于詩。唯或仍事雕琢，有失自然，唯其主張，欲根據(jù)古學，利用俗語，以求國民文學之興起，則甚有益于后世也。

Fran?ois Rabelais（1490—1552）初依教會，而性好學，乃去而學醫(yī)。一五三二年著Chroniques Gargantuines，敘一巨人事跡。次年續(xù)作Pantagruel，顛倒其名字，自署曰Alcofribas Nasier。其詞詼諧荒誕，舉世悅之，唯荒唐之中，仍含至理。Rabelais以真善為美，對于當時虛偽惡濁之社會，抨擊甚力，因晦其詞以避禍。巨人Pantagruel生而苦渴，唯得Bacbuc圣廟之酒泉，飲之乃已。Panurge欲取妻，不能決，卜于圣瓶之廟（La dive Bouteille），而卜詞則曰飲。言人當飲智泉，莫問未來。渴于人生，飲以知慧，此實Rabelais之精義。其順應自然，享樂人生之意，亦隨在見之。書中文多蕪穢，則非盡由時代使然，蓋蓬勃之生氣，發(fā)而不可遏，故如是也。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隱居不仕，作論文一卷。樂天思想，與Rabelais相似，而益益靜定。格言有云，吾何所知，足以見其懷疑之精神矣。

九 西班牙文學，至十六世紀始盛，唯多模仿古代及意大利之作，Jorge de Montemayor之Diana Enamorada，其最佳者也。Diago Hurtado de Mendoza（1503—1575）本為軍人，后轉任外交，一五五三年著Lazarillo de Tormes。其后Mateo Aleman繼之，世稱Picaresca，頗足見當時社會情狀。道德頹廢，習于游惰，教會詭辨盛行，以偽善隱惡為正，人人俱欲不勞而獲，于是欺詐之風大張。Lazarillo即為之代表，其人洞悉世情，乘間抵隙，無往而不利。及Quevedo著書，則意思深刻，文詞雅馴，而諷刺銳利，可與前之Lukianos，后之Swift相并，尤為不可及也。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作小說Don Quixote，為世界名作之一。論者謂其書能使幼者笑，使壯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內嚴肅也。Cervantes本名家子，二十四歲從軍與土耳其戰(zhàn)，負傷斷其左腕。自Messina航海歸，為海盜所獲，拘赴Algiers，服役五年脫歸。貧無以自存，復為兵者三年。后遂致力于文學，作戲曲小說多種，聲名甚盛，而貧困如故，以至沒世。所著小說Galatea及Novelas Ejemplares等，皆有名，尤以Don Quixote為最。Don Quixote本窮士，讀武士故事，慕游俠之風，終至迷惘，決意仿行之。乃跨羸馬，被甲持盾，率從卒Sancho，巡歷鄉(xiāng)村，報人間不平事。斬風磨之妖，救村女之厄，無往而不失敗。而Don Quixote不悟，以至于死，其事甚多滑稽之趣。是時武士小說大行于世，而紕繆不可究詰，后至由政府示禁始已。Cervantes故以此書為刺，即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于新時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并寄于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與實生活之抵觸，亦即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xiàn)實俗世之沖突也。Don Quixote后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長思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