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論五言不起于枚乘

辨這些問題應以下列四書作參考，一《文心雕龍》，二《詩品》，三《文選》，四《玉臺新詠》（《文章緣起》題任昉撰，然實后人書也，故不舉列）。

《文心雕龍》云：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按：《柏梁》亦偽詩，亭林以來辯之詳矣）。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

《詩品》云：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文選》尚無所謂枚乘詩，只有蘇武、李陵詩，《玉臺新詠》所加之枚乘者，《文選》列入無名氏古詩中?！队衽_新詠》除《結發(fā)為夫婦》一首與《文選》一樣歸之蘇屬國外，所謂李陵詩不見，所謂李陵詩在性質上固然不屬《玉臺新詠》一格。

比核上列的四說，顯然可見五言詩起于枚乘之說實在作俑于徐陵或他同時的人。昭明太子于孝穆為前輩，尚不取此說。自《文心雕龍》明言，“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辭人“莫見五言”；枚為辭人（即賦家），是枚乘作五言一說，齊人劉彥和尚不聞不見（彥和實齊人，卒于梁代耳）。而鐘君《詩品》又明明說枚與他人僅“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徐陵去枚時已七百年，斷無七百年間不談不聞的事，乃七百年后反而為人知道的（若以充分的材料作考證，乃另是一回事）。且直到齊梁尚無枚乘作詩之說，《雕龍》、《詩品》可以為證，是此說不特于事實無當，又且是一個很后之說。這一說本不夠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不必多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