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每日宣傳報》的駐印通訊員施洛孔白氏最近到普那埠甘地所在的獄中訪問甘地，在他們的談話中，施氏問起此次破壞鹽法者與政府的爭斗，在甘地是否承認失敗。甘地笑道：“我乃樂觀主義者，我奮斗四十年，屢被人笑為徒勞無益，然我屢次證明此說之不確?！?

做今日的中國人，除極少數(shù)特殊階級外，言個人則宛轉(zhuǎn)呻吟于經(jīng)濟困苦的壓迫，言國家則痛心疾首于內(nèi)亂外患的摧殘，滿目瘡痍，隨地荊棘，比較的有經(jīng)驗閱歷的成人所感到的煩悶苦痛固不必說，甚至未成年的小學(xué)生，在他國則更是欣悅快樂的時代，在我國則亦往往難逃悲哀的籠罩，例如本年的五三國恥紀念，受切膚之痛的濟南同胞尤為激昂，那天各界下半旗志哀，在濟南演武廳開紀念會時，有男女小學(xué)生十余人亦上臺作沉痛的演說，可見中國人在孩童時代就在悲觀的空氣中過日子，就在悲觀的空氣中生長起來。處于如此濃厚悲觀背景的中國人，最易跑到悲觀主義的路上去，惟其如此，我覺得上面所引的甘地的幾句話實可視為我們的興奮劑，清涼散，值得我們加以深切的注意與研究。

甘地嘗自謂每念及印度同胞匍匐呻吟于少數(shù)來自異域者之足下，即覺滿身顫栗，一刻難安，則彼所處的環(huán)境，其可悲實不遜于我們的中國，然而他卻奮斗了四十年而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深信他假使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處在那樣可以悲觀的環(huán)境中，決無心奮斗，即奮斗亦不能堅持至四十年而猶在繼續(xù)不斷百折不回的向前奮斗。

愁苦傷感的時候難于強為歡笑，此乃人之常情，我們處于可悲的境地而欲強為樂觀，且欲以樂觀與人共勉，似乎非屬自欺欺人，即為徒唱高調(diào)。但我們?nèi)裟苡袕氐椎囊娊猓瑒t亦未嘗不能藉理性以抑制感情。何謂徹底的見解？就管見所及，以為言個人則當深明只有盡其在我運用理智以應(yīng)付困難，尚有進境之可能，徒然愁眉哭臉咨嗟嘆息，則惟有坐待困難之克服，絕無克服困難之可能；且當深明下一分工夫遲早必有一分結(jié)果，乃自然之因果律。言國家則無論前途有望無望，我們既不由自主的做了中國人，只有向前進的一條路走，只有各就各人的地位與能力向前進的一條路走，失敗尚非所計，悲戚更何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