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蘇俄的旅行（1933）——最后三年的政論

在君的《蘇俄旅行記》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楔子”（《獨立》一○一號、一○三號、一○四號、一○七號、一○九號），寫他民國二十二年（1933）六月二十三日從上海上船，到芝加哥看博覽會，到華盛頓赴國際地質學會十六次大會，八月二日離開紐約，到歐洲，中間偷閑到倫敦，還回到他少年進中學時期的“第二故鄉(xiāng)”（此一段已引見第五章），又從倫敦到瑞典，八月二十五日從瑞典京城到柏林。

第二部分才是《蘇俄旅行記》本身。他這一部分的結構似很大，但他沒有能寫完，只發(fā)表了這幾章：

一、新舊的首都

（a）從柏林到莫斯科（八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獨立》一一四號

（b）地質探礦聯(lián)合局（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一一四號

（c）莫斯科半日的游覽（九月一日）一一六號

（d）列寧格拉的科學機關（九月二至四日）一一八——一一九號

（e）列寧格拉的游覽（九月三日）一二二號

（f）再到莫斯科（九月四至五日）

二、圖喇（Tula）

（a）離莫斯科以前（九月六日至八日）及途中（九月九日）一三四號

（b）托爾斯泰的家（九月九日）一三五號

（c）莫斯科盆地的煤田與鐵礦（九月九日夜，九月十日）一四六號

三、巴庫（Baku）

（a）從莫斯科到巴庫（九月十一至十三日）一五二號

（b）油田的概略（九月十四日）一五六號

（c）油田的參觀（九月十四至十五日）一六八號

（d）地質研究所（九月十六日）一六九號

四、高加索斯（Caucasus）

（a）地夫利斯（九月十八日）一七四號

（b）喬治安的軍用公路（九月二十日）一七五號

這部《蘇俄旅行記》究竟還缺多少呢？我沒有得見在君的旅行日記——我盼望這些日記稿本都還保存在丁月波（文淵）先生處(文淵按：我雖是家兄指定的遺囑執(zhí)行之一，又為他所指定替他整理處置遺文稿信札之人，然而當他去世的時候。我還在德國佛朗府大學的中國學院服務。我得信后，就趕了回來，可是到了南京峨嵋路家嫂的寓所，已經找不到他的任何文稿?；蛉沼浿惖奈募?。當時我也曉得他的《蘇俄見聞錄》，沒有寫完．就是《漫游散記》，也沒有完篇，所以我就詢問家嫂，曉得不曉得他的文稿那里去了。家嫂說，自家兄去世后，所有的文稿，都是翁詠霓先生取了去的。我就問翁先生，他說，你老兄沒有任何稿件，我這里只有他的地質報告稿，這是你不懂的東西，我要替他整理出版。當時無法追求，而家兄的地質著作，拖到抗戰(zhàn)勝利以后，其中經過我屢次的催促，李仲揆先生在地質學會沉痛責言，又經我極力要求，不加改動，才于抗日勝利以后，在南京出版。所以適之先生盼望“日記稿本還存在我處”，并不是事實。），更盼望他已經把這些日記都整理出來了。但我從他的留俄時期和他的參觀計劃兩方面看來，可以推斷這部游記還缺一半。

先說時間。在君詳細記載他費了大力，才把護照上原許留俄一個月延長到兩個月。他是八月三十日入俄國境的，可以住到十月三十日。但他只打算旅行四十天。而已發(fā)表的游記只到九月二十日，只記了二十天的旅行。

次說他的參觀計劃。他原定的四十天旅行目的有七項：

一、到烏拉山（Ural）參觀鐵礦與鋼廠。

二、到中亞細亞作地質旅行。

三、過里海到巴庫參觀煤油礦。

四、從南到北穿過高加索山脈。

五、到東奈治（Donetz）煤田研究地質并看煤礦鐵廠。

六、參觀德涅勃（Dniper）河邊大水電廠。

七、由氣夫（Kiev）到波蘭。

地質探礦聯(lián)合局局長Novekoff看了這計劃，說道：“你的計劃太大了，四十天內做不到。我勸你至少犧牲中亞細亞的旅行。并且你無論如何應該到列寧格拉去一趟，這還是我們的科學的中心?！愕侥沁吅蛯ｉT家談過以后，再回來決定日程?！?

在君從列寧格拉回來，這位局長勸他“取消烏拉山的計劃，專心到南俄去調查石油、煤田、鐵礦”。這是把在君原定的第一第二項全取消了。所以在君從莫斯科一直南下到巴庫。九月十六夜離開巴庫，到喬治安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地夫利斯，九月二十日由喬治安軍用公路北去，到北高加索的烏拉底加烏加斯城（Uladicavcas，即Uladikavkaz）。游記到此中止了。依改定的計劃，順這方向北去，他當然去參觀東奈治（Donetz）流域的煤礦鐵廠，并研究地質。由此往西，他大概去看了德涅勃（Dniper）河上的大水電廠，然后北去經氣夫（Kiev）向西北出俄國境到波蘭。

所以我們可以推斷這部游記的原稿應有東奈治煤田鐵礦的部分，也應有德涅勃水電廠的部分，也應有出蘇俄歸途的部分，可惜都沒有整理，沒有寫成，他就死了。

這部未寫完的游記有許多很精采或很有趣味的部分，值得我們特別提出。例如在君寫那個“地質探礦聯(lián)合局”的組織（《獨立》一一四號）：

這個聯(lián)合局是一個“托辣斯”（Trust），行政總機關在莫斯科，研究總機關在列寧格拉，這是所謂中央“托辣斯”。此外還有十六個地方“托辣斯”，分布在各省或各聯(lián)邦。

總機關共為六部：一設計，二會計，三地質，四探礦，五勞工，六教育與職業(yè)。聯(lián)合局全部共有職員六千，其中有三千是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其中有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有六百架機器鉆在野外工作，每鉆的平均深度為三百五十公尺。此外還有一千五百架手鉆。地質探礦兩部共用工人四萬五千。

革命以前做好的二十萬分之一的地質圖，才不過占全國面積萬分之十六。目前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一。

全體的預算為一萬二千萬盧布！其中九千萬是直接由財政部撥的。三千萬是由各種實業(yè)的“托辣斯”補助的?！夹g人員最高的薪水是一千盧布一個月（適按，依在君下文的記載，一千盧布約當六十銀元，約當六十馬克）。聯(lián)合局自己辦的有七個專門學校，訓練地質人才。

在君的評論是：

要知道上面各數字的意義，我們可以拿中國的地質調查所來比一比。

單就地質家和工作隊的數目講起來，蘇俄比我們多一百倍！

經費的比例，因為很難決定盧布的價值，不能如此單簡。但是我們可以拿最低的匯兌價錢——六塊錢等于一百盧布——計算，一萬二千萬盧布也等于七百萬元華幣。這個數目恰巧比我們實業(yè)部發(fā)給地質調查所的經費大一百倍！

又如他描寫俄國舊都那個地質研究所里那些地質學者（《獨立》一一八號）：

……這幾位學者對于中國地質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留心。Tetiaeff說：“翁文灝先生說的‘燕山期’造山運動，與西伯利亞也有關系的?！盓delstein說：“你講‘豐寧系’地層的文章，我拜讀過了。詳細的報告幾時出版？”Lichareff說：“葛利普本事真大！何以能一年寫那么多的事？”Fredericks說：“李四光先生對于‘太原系’有新的研究嗎？我很想把這系歸入中石炭紀，可惜李先生的紡錘蟲不同意！”Lichareff笑說：“哈哈！豈但中國的紡錘蟲不同意，我們也都不同意?！?

這幾位地質學者，一個說法國話，兩個說英國話，一個說德國話，在君自己能說法英德三國話。所以這種談話使他“感覺科學是超國界的”。

又如他記他在舊都的Hermitage宮里藏的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的黃金器一段（《獨立》一一九號），也是很有趣味的：

安特生（J.G.Andersson）在北平的時候買到許多帶頭，馬銜口之類的小件銅器。其中最普通的花樣是動物式的（Animal Style）。大多數的動物是鹿，都是頭仰著，連在背后；前腳向后，后腳向前，屈曲在腹下。以后他知道這些銅器是從河套來的，所以他叫他們?yōu)榻椷h銅器。除去動物式的物件之外，還有一種短劍，長不到一尺，柄與劍連合的地方有一個扁心式的護手。這種短劍與動物式的銅器都是西伯利亞愛尼色流城銅器的特色。最有名的是Minusinsk城所發(fā)現的古物。這種銅器，波斯北部，歐俄南部也有。而最震動一時的是南俄黑海北面古代昔西昂人（Scythian）墳墓里所發(fā)現的東西，因為那些古物大部分是黃金的。

昔西昂人的金器全藏在Hermitage宮里。……一扇鐵門開了進去，兩間小屋排滿著玻璃柜子，里面全是金器。冠飾、衣飾、用具等等，都是用黃金做的?；拥木聞蚍Q，種類繁復，決想不到是先史以前游牧民族的產品?？上胰サ奶?，等的太久，沒有能逐一的觀察記錄。只知道，用金器殉葬是在昔西昂人未到南俄以前土人本來有的風俗——或者土人（西曼利人Cimmerian）原與昔西昂人同族。時代愈后，希臘人的影響愈大，到了紀元前二世紀，花樣幾乎喪失了本來的面目。純粹昔西昂人的金器幾乎完全與西伯利亞和綏遠的銅器一樣。足見得先史前歐亞交通的密切，文化的接觸交換是很明顯的事實。

游記的最精采、最生動有趣的一章是作者描寫在巴庫遇見的一位地質學者梅利可夫先生（Melikoff）。此人是Azerbaijan石油總管理局的副課長，在君參觀巴庫時，局中派他招待。他雖不能說外國話，談話需要翻譯，但他是一位有天才有經驗的教授，他指著墻上的新地質圖，不到一小時，把高加索石油礦的地質，提綱挈領的給在君講的清清楚楚——這就是在君記下來的《巴庫油田的概略》（《獨立》一五六號）。

那天下午，他同在君坐汽車出去看地層和構造。在巴庫西南的一條長嶺上，梅利可夫手指口講，講那個大區(qū)域的地層構造。講完了，他叫汽車開到一個山腳下等著，他帶了在君，離開了大路，下坡一直向谷底走去。沿路上，他逐一指示他的客人，叫他逐次觀察所講的地層構造。在君說：

……梅利可夫不但地層很熟，講解很清楚，而且他萬分的熱心。我固然心領神會，連那位不學地質，不走長路，穿了長管皮靴的翻譯，也樂而忘倦，一面翻譯，一面點頭會意。我于是才了解科學興趣入人之深！

……他告訴我說：“含油地層里面大的化石很少，偶然有的是蚌屬的unio，但不容易遇著?！弊卟粠撞?，他忽然離開大路，爬上坡去十幾步，指著一塊石頭道：“這里就是一個！”我一看果然是一個unio，我要拿錘打下來做紀念。他攔住我，說：“我還要留著他教別的學生?！薄倚Φ溃骸懊防煞蛳壬?，謝謝你也把我當做你的一個學生?！彼f：“做我的學生不是容易的。丁先生，你先把今天看見的地層和構造，復講給我聽聽看?！蔽矣谑窍駥W生背書一樣，把今天聽見的，看見的，逐一的復講一遍。他哼了一聲道：“你的記性不錯。不要忙，我還要考實習呢！”于是我們坐上汽車，順著鐵路向南走，遇見新的地層，他就下來問我：“丁先生，這是什么地層？”如是四五次，我答復的不錯。他才呵呵大笑起來，“丁先生，你實習也及格了，我收你做學生罷！”

他們同去參觀了兩處油田，天已不早了，梅利可夫提議同到一個海水公園去。到了公園，天已昏黑，卻沒有人。梅利可夫和他們的翻譯要洗海水浴。洗完了浴，回到巴庫，已經八點過了。

梅利可夫說，明天他要到南油田去，不能再見面了。我對他說：“我很感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先生！”他答我道：“我也很謝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學生！”

在這一大段文章里（《獨立》一六八號），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經驗的中國地質學教授遇見了一位最有天才又最有經驗的俄國地質學教授，他們在那里海南頭的巴庫石油礦山上合演一幕最可愛的好先生教好學生的喜劇，他們演完后，彼此互相愛慕——他們從此就不再相逢了。

無疑的，在君在蘇俄遇見的幾位地質學者，如列寧格拉的地質研究所的幾位古生物學者，如巴庫石油總管理局的梅利可夫先生，都曾在他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這種好印象足夠使我們這位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朋友愿意忽略他在蘇俄旅途中親眼看見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這些不好的印象，他也老實的記錄下來。

例如他去蘇俄作地質旅行，原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寫信給蘇俄地質研究所所長莫虛克讀夫接洽的，信去了四個月沒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虛克讀夫的回電來了，很歡迎他到蘇俄去作地質旅行，并且約他在華盛頓見面。那知道，當他從上海到華盛頓的二十三天之內，莫虛克讀夫——蘇俄中年學者里一位國際最知名的人——已經不是地質研究所所長了！

又如在君詳細敘述的他辦理蘇俄入境手續(xù)的種種沒有理由的困難——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蘇俄旅行社里，忽然無意之中得著一種近于“靈跡”的“奇遇”（《獨立》一○九號），這些困難才“都隨著‘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屢次記載的盧布匯兌率的不規(guī)則：他初到莫斯科，用十個馬克換五個盧布。過了許久，他才知道六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就是在沿路旅館里一個馬克也可以換八個盧布。

又如他屢次寫旅館里和火車上臭蟲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厭惡的一件事。

有時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蘇俄共產黨頌揚蘇俄成績的話，和反對共產黨的人的話，一樣的老實記下來。他在圖喇同一個工程師去看一個鐵廠。那個工程師是個共產主義的信徒，沿途向他宣傳蘇俄革命后的成績：“不幾年蘇俄就要變?yōu)槭澜绲谝粋€工業(yè)國了?，F在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yè)大部分集團化工業(yè)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到那時候，個人盡他的能力服務于社會，社會看各人的需要供給個人。……”（《獨立》一四六號）但在君又記他從莫斯科到巴庫的火車上，有一位反對共產黨的旅客，會說德國話，他四顧無人的時候，就指給在君看道：“烏克蘭（Ukraine）是我們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里許多麥子放在地里爛著，沒有人去收！呵！去年冬天，今年春天，這一帶荒年，許多農民都餓死了！”（《獨立》一五二號）

因為《蘇俄旅行記》的下半部沒有寫成，我們不能知道在君在蘇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質旅行之后的最后結論。只在他回國后發(fā)表的幾篇文字里，我們可以摘出于他對蘇俄的態(tài)度有關的幾個結論。他在《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字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一三七號轉載），有這樣一段話：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fā)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里，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這一段話，因為他說這是他離開蘇俄時候在火車上自己問答的話，應該可以認作他的蘇俄旅行歸來的一個結論了。

在這兩個答問里，他還是愿意承認英美的工人比蘇俄的知識階級自由的多，同時他也毫不遲疑的愿意做蘇俄的地質技師，而不愿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后一個選擇里，他的心目中也許不免懷念到他在蘇俄遇見的那幾位很可敬愛的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者，也許不免懷想到那比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多一百倍，經費多一百倍的蘇俄地質探礦聯(lián)合局。同時我們在二十多年后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臺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后大發(fā)狂大屠殺的時期。他在那時候只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內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國侵凌的國家。他在那時候也只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只埋頭苦干，要把一個落后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yè)國”。

我說，我們這位最可愛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他的一個基本的成見，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他那個宗教信仰里，蘇俄的三千個地質學者，二千隊做田野工作的地質探礦技師，犧牲了一點物質享受，甚至于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而可以幫助國家做到“世界第一個工業(yè)國”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犧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從蘇俄回來后發(fā)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轉載《獨立》一百號）里，很嚴肅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于蘇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過于共產黨?！薄@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見在他蘇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證了！

在君的幾個結論都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對于蘇俄向來懷著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成功，并且認為蘇俄有種種可以成功的條件。

在他出國的前夕，他曾寫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為《評論共產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五十一號，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國之前一個月）。在那篇長文里，他先敘述馬克斯的價值論，然后指出這種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其次，他敘述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論的論理，階級斗爭，然后他指出他個人“根本不相信歷史有什么論理?！夷盟麃碜霰﹦涌植罋⑷说母鶕鞘嵌嗝次ｋU！”

他指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沒有知道的兩三件歷史事實。如“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許多人的手里”。如“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于馬克斯作《資本論》的時候，……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yè)工人所得到的失業(yè)津貼還遠高于蘇俄的工資?！庇秩缃鼛资陙怼皻W洲許多國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里轉移到中產階級手里?！边@都是馬克斯沒有夢想到的歷史事實。

他在此文里，曾嚴厲的批評蘇俄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他說：

……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y(tǒng)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產黨都可以承認的。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K俄統(tǒng)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瓩嗔徒疱X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瓘臍⑷?，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K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但是自由是養(yǎng)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今天說，這是資產階級的余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寧學說違背?？茖W如中了煤毒的人，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在這樣嚴厲的批評之后，在君的論調忽然一變，表示他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夠成功。他說：

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

在這幾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在君有幾點不自覺的矛盾。第一、他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彼F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于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這里面好像又是在君的“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了罷？第二、在君在這長文里屢次說到“經濟平等”的要求是適合于時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蘇俄并沒有做到經濟平等，何以他又說，蘇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這已夠矛盾了。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說：“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保摼畔拢┖我运职选捌降鹊膶崿F”的希望寄托于那個否認自由的蘇俄大試驗呢？這就更矛盾了。

所以我個人推想：在君“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關系。他自己說，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他那個“信仰”里，一部分是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其中還有一部分就是那“經濟平等”的理想。《我的信仰》里有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于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獨立》一百號，頁十一）

他所謂“近年來蘇俄的口號”，他當然知道那是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的口號。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產主義的。所以《我的信仰》的末節(jié)有這樣的解釋：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么“歷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huán)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xù)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以我盡管同情于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產黨式的革命。

請注意，那括弧里“或是大部分”五個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這種“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蘇俄成功，也是因為他平時研究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國力，認為蘇俄比較的具有種種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他在那篇《評論共產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的后半，曾指出蘇俄革命時的國情物力都比我們中國優(yōu)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這些：

1917年，俄國已經有七萬公里的鐵路，有組織極密的警察，有與德國作戰(zhàn)三年的軍隊。

1917年俄國革命時，國家銀行的金幣有十二萬萬九千五百萬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有十六萬萬八千多萬盧布。

歐戰(zhàn)以前俄國是個出超的國家，每年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

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之田，有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于華畝二十五畝。

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

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zhàn)以前每年已出產到一千萬噸。

歐戰(zhàn)以前，俄國每年出產四百九十萬噸鋼鐵。

這種種條件都是蘇俄革命政府的資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質界朋友平時注意并且歆羨的。試舉石油一項，蘇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國已出產到每年一千萬噸。革命以后，減到四百萬噸。1931年已超過了二千萬噸，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年——在君游蘇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萬噸。（《獨立》第一五六號）

在君常說，俄國至少是一個有產可共的國家。我們同俄國比，是一個無產可共的國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蘇俄革命后十五年來的成績，要去看看蘇俄如何利用那許多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在統(tǒng)一的國家，獨裁的政治，計劃的經濟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樣子的成績。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后來縮短為四年零三個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滿期的（看《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譯的，見《獨立》第五十號）。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一個極大規(guī)模的方案來統(tǒng)治一個大國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活動。當時人把這第一個五年計劃看作蘇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寧新經濟政策）。在君到蘇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滿期之后八個月。在君和我們前幾年都曾提倡過“有計劃的政治”。近幾年來，我的思想稍稍改變了，頗覺悟古代哲人提倡無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zhí)行的專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zhí)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于蘇俄的極大規(guī)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著極大興趣，“極熱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國之前發(fā)表的那篇長文里，曾說：

……如果〔蘇俄〕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產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著劇烈的階級斗爭，西歐北美都要共產，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徹底改變，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獨立》第五十一號，頁十一）

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這兩個標準——“使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產和消費相均衡”——去估量蘇俄的成功與否，那么，他此次游歷蘇俄歸來應該是很失望的。

我們看他的游記，他并沒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了解，這種絕大規(guī)模的計劃的建設決不是四五年短時期之內就可以判斷成敗的。他的游記使我們知道，單在他自己所學的方面，集合三千個地質家做研究設計，二千隊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那種規(guī)模，那種氣象，是曾使他感覺大興奮的。他的蘇俄旅行，時間只有四十天，地域只限于新舊兩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礦鐵廠水電廠。但因為他是一位有科學訓練的觀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興趣的愛國者，他的觀察和從觀察所得的教訓似乎都曾影響到他最后幾年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響到他最后幾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這里略述在君從蘇俄歸來后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見于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獨立》一百號

實行統(tǒng)制經濟的條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獨立》一○八號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獨立》一三三號

再論民治與獨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獨立》一三七號

科學化的建設（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廣播）《獨立》一五一號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獨立》一六三號

他從歐洲歸來，繼續(xù)在北京大學教了兩學期的地質學。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總干事的職務。這些文字之中，后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時期發(fā)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兩段專說他的政治思想。他說：

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诮绦模词恰盀槿w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都是少數。因為如此，所以我對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他并沒有驟然的變化，他是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報》時期寫的《少數人的責任》。）但他在1933年出國，不但是希忒拉剛登臺，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他到美國時又正值羅斯福的“新法”的第一個半年，正當美國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都授予羅斯福的時期。所以在君環(huán)游世界歸來，不免受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影響，他不但對于議會政體“沒有興趣”，他要公開的討論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政治”了。他接著說：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顯明了。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fā)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討論。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時間問題。

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獨裁”的方式了：

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tǒng)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并且這已經變?yōu)橘Y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偨y(tǒng)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又能夠組織一國的才智之士來做設計統(tǒng)治的工作：這是他在1933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頗有批評在君不應該提倡獨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后，我們回頭細讀他的政論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幾篇政論放在一塊讀下去——我們方才能夠認識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tài)度，他的細密思考。他的《實行統(tǒng)制經濟的條件》和《科學化的建設》兩篇更值得我們細讀。

那個時期最時髦的兩個口號是“統(tǒng)制經濟”和“建設”。在君指出“統(tǒng)制經濟”必須先具備三個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tǒng)一的政府。……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于北方。……南北如此，東西亦復如此。……

第二個必需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y(tǒng)制棉業(yè)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tǒng)制航業(yè)而外資的船只不就范圍，統(tǒng)制煤業(yè)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tǒng)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里，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行里，……一旦有統(tǒng)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內可以逃的干干凈凈！

第三個必需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徹底的現代化。……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谌照嗟娜艘軌蛐湃慰茖W技術，識別專門人才。

他總括起來說：

以上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tǒng)制經濟的條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沒有這些條件而妄想施行經濟的統(tǒng)制政策，其危險可比“把一個心臟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y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臺上的！”

這篇文章頗側重消極的阻止當時各省與中央的各種統(tǒng)制政策。所以當時有人曾說：“丁在君也走上胡適之的無為政治一條路了！”

《科學化的建設》是他在中央廣播電臺的講稿，最可以表現他的積極的主張，最可以表現他所謂科學設計的經濟建設是什么。他指出：

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本錢的收回為期甚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

1929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中六分之一為儲蓄，儲蓄總數的一半為固定投資?！悦绹鴩袷杖肴绱酥?，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

蘇俄的國民收入為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用于固定投資之款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資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則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說的這第一點是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但這是蘇俄的獨裁首領所絕不顧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蘇俄的奴隸們所絕不顧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余幾個要點是：

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標準：寧可少做幾件事業(yè)，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新設立的機關，……如果不能繼續(xù)，則過去花的錢都是白費的了。……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tǒng)一的職權?！瓏覒摪岩ㄔO的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劃，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zhí)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才，然后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慕ㄔO事業(yè)太復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與設計，不會得僥幸成功的?！駠四耆A洋義賑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內，至今全渠成了廢物。

最后，他指出建設應該包括人才?！凹偃鐕也荒莛B(yǎng)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yè)當然無法著手。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不能判斷政策的輕重，不能鑒識專門的人才，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我們必須先讀了上面摘引的幾篇文字，然后能夠了解在君所主張的“新式的獨裁”的意義。他在前引的兩篇文字里，最后總歸結到“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才”；歸結到那些“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能夠“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他在民國十四年初見孫傳芳時，曾說他自信能夠替國家辦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學校。十年之后，他好像已拋棄那個夢想了，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為國家做一個“科學化的建設”的首領，幫助國家“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他放棄了他最心愛的教學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長的請求，擔任起中央研究院的總干事，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發(fā)展科學的研究，領導全國學術機關的合作，幫助國家設計經營科學化的建設。他在那個時期主張“新式的獨裁”，也是因為他誠心的相信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學訓練都不相違背的，是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建設新中國”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篇短文里，曾明白規(guī)定“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

四、獨載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內變?yōu)榭赡?。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獨立》一三三號），還有一封信責備他。他有長文答復我和別人的責難文字，題為《再論民治與獨裁》。我在二十年后重讀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說他“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里，問自己”的兩個問題，那是至今天還很動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動，最使我了解這位死友當日的真情緒的是這一段：

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fā)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xié)，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墒菄顸h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里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熬乓话恕笔伦冎?，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在君還不肯拋棄他期望我們國家的首領做到“新式的獨裁”的癡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發(fā)表了一篇最動人的文章，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政論了！

他那篇文字詳細敘述列寧一力主張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停戰(zhàn)，并派托洛茨基去議和，最后簽訂那個賠款十五萬萬元美金割地約占全國百分之三十的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在君為什么要重提這件歷史故事呢？他說：

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態(tài)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鑒?！?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云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愿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愿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丁在君的最后的哀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