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迷漫撲人的塵土里，他們抬著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灑到地上去，灑的又遠又均勻。水灑著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曬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灑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曬干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迷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灑的盡管灑，曬的盡管曬。但那些藍襖藍褲露著胸脯的清道夫，并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灑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灑將去，灑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著空桶，慢慢地走回去，心里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頭頸里，都是那迷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里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fā)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著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著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著腳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著水拿著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里灑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于是他們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灑向那旋灑旋干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們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么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后，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意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格。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于儒家的基本教條的，然后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于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于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我們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fā)生了什么影響：“他產生了什么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fā)生了什么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wèi)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著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卻罵不著孔老先生?！庇谑怯腥苏f《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慎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于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為二，且謂孔教為后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為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保ā缎虑嗄辍范硭奶枺?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雙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